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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形势和结构再平衡

www.jctrans.com 2016-8-22 14:10:00 财新网

导读:现在结构失衡问题,突出的是房地产过剩、杠杆率过高,这几个因素都和投资过度、过度的信贷扩张有关系,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现在结构失衡问题,突出的是房地产过剩、杠杆率过高,这几个因素都和投资过度、过度的信贷扩张有关系,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也要通过相关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调整才能解决。

  文|王小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最近一个时期经济增长一直在持续的走软和下行。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因为出口的大幅度下滑,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短期之内把下滑的经济拉上来。但是,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实际上对增长的效应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

  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回升到一个高点以后,接下来继续下行。同一时期,货币政策基本保持了宽松。金融危机时期,广义货币M2增长率大幅度上升,后来M2的增长率和GDP的增长率相比仍然保持了一个相当大的差距。最近一个时期,M2增长在12%、13%,但是GDP掉到了六点几,和这样一个GDP相比,在我看来,近一个时期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仍然是宽松的政策。

  实际上,这样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把经济增长率拉起。资本投入虽然保持了很高的增长,但是资本生产率在持续下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在过去若干年下滑的非常严重。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平均大约在0.5%左右,最近一个时期,降到了0.14%。反过来说,当年我们用两块钱的资本投入,可以带来一块钱的GDP的增长,现在是7块钱的资本投入才有一块钱的GDP增长。可以看到,资本的生产率下滑有多么严重。

  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改革时期初期,全要素生产率在大部分时期保持了两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贡献,但是最近一个时期,由正转负。

  经济增长为什么会这么疲软?

  经济增长疲弱,可以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来做一些分析。

  外因,主要是出口方面。中国在本世纪初的时候,加入了WTO,世界市场对我们开放。当时,我们的出口经历了两位数的高增长,每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金融危机之后,因为世界市场需求走软,我们的出口也随之放慢。还有一个因素,由于中国从过去的低收入国家变成了中等收入国家,工资水平也随着有显著上升。过去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正在逐渐减弱,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这本来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因为我们从低收入走到了中等收入,人均收入、人均工资随着相对上升,也是一个正常过程。

  但是,在这个正常的过程中间,我们面临了一个比较优势发生转移的局面。过去靠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它的比较优势在下降。而新的优势靠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科技创新,这些方面还没有培育出一个优势。因此,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在某种程度上减弱。

  内因是什么?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内因,在我看来有很多方面的数据在显示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

  特别是从2000年以来,储蓄率和投资率占GDP的比重一直在提高,而我们的消费率在GDP当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2010年以后,大约10年的时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而消费率下降。造成一个结果,由于大量投资使得产能迅速扩张,而国内市场没有相应的迅速增长,特别是消费品没有相应的迅速增长。它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

  我们有几个国外和国内不同的机构,关于产能利用率的研究。从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不同的研究互相之间差别蛮大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产能利用率下降的趋势,很多研究同时都发现了这一现象。

  最近一个时期,投资率和储蓄率有所回落,消费率有所回升,仅仅是两三个百分点的变化,和过去十几年十几百分点的变化,调整的过程才刚刚开始。特别是储蓄率在2010年,已经超过了50%,而消费率掉到了50%以下,导致过高的投资和过低的消费。

  结构失衡的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构失衡?在我看来有一些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

  过去各级政府始终把投资和GDP增长作为主要的政绩来推行,在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政府活动方面,基本上反映或者贯彻了政府追求的目标。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过量投资。比如每当经济疲软的时候,我们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主要着眼点是扩大投资,货币政策是扩张信贷来刺激投资。这两者都是促进投资的。我们的产业政策曾经有过鼓励四大支柱产业、七大支柱产业,很多产业政策也是在鼓励某些领域、某些行业的投资。

  我们的地方发展政策,很多地方为了加速GDP的增长,都实行了招商引资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免费供地、低息贷款、低电价、低水价,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

  应该说,过去一个时期以来,政府投资在基础设施领域其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的基础设施发展很快,对经济增长也起了很好的带动作用。但是,各种各样的政策叠加起来,它也带来了一个负面的影响。就是说,投资总量过多,而消费不足。我们的GDP,现在大约是一半投资、一半消费。最近几年,消费稍微回升一点,刚刚在50%以上,这样的比例能否有效的带动经济增长,成为一个问题。关键是,大量的投资会导致大量投资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之下,产能过剩会变的更严重,房地产库存会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杠杆率在不断的上升,关键就是因为贷款规模不断扩张,而由于回报率的下降,很多贷款不能得到及时的偿还,积累起来,造成杠杆率不断上升。

  在政府支出方面,用于投资方面的支出,如果我们把预算内的支出加上政府土地收入的支出,和其他方面的支出,再加上各种政府投资项目,国有企业投资项目,从银行贷款、其他的融资渠道融资进来的投资,加起来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量,占GDP的比重非常大的比例。相对而言,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显得相对不足。

  最近几年,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支出都有明显的增长,但是相对于过快增长的投资支出而言,这些方面的支出显得缓慢。现在还有很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没有解决的问题,亟待解决。现在征地制度和地方政府,土地拍卖、土地出让的制度,导致了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也在相当程度上鼓励了地价、房价的上涨,导致了房地产或者说某些城市房地产的过快扩张,同时也挤压了居民消费。

  再有一个因素,长期以来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一直在上升。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缓慢下降的趋势,过大的收入差距必然导致过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

  最后一个因素,过去一个时期内,政府在很多领域过度干预资源配置,导致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减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任务,实际上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还没有完成的改革任务。而且在很多领域,还没有发生根本的改革。如果说,在某些领域市场不能起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过多的干预资源配置,对于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是十分不利的。公共教育支出仍然较低。

  计算一下国有单位的,包括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的控股投资,占GDP的比重是持续的上升,从90年代的15%左右,上升到2010年的25%,2014年的26.4%,公共支出在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从百分之二点几,上升到百分之三点八,中等收入国家是4.1%,公共卫生支出从1.0%上升到1.7%。

  这里着重指出的是,有2.6亿城镇居民,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五项社会福利对农民工的覆盖率较低,这种状况造成了一个现象,就是大量的进城新城镇居民,仍然长期漂泊于城乡之间,很多人夫妻分局、子女留守,孩子缺少教育,缺少家庭关爱。这样一种状况,也是导致影响我们消费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对于未来的城镇化健康发展是不利的。

  我们很多调查显示,很多进城打工者,20岁进城,50岁回乡,因为干不动了,没有自己的住房,又缺乏公共服务,只能回乡,他们回乡之后能够找到的就业是很有限的。所以,这些人相当部分是处在不充分就业的情况之下,还导致了很多的社会问题。这种情况,说明我们政府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有很多问题是亟待解决的。而政府单独的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固定资产投资上面,持续的扩大投资,而忽视了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实际上对于我们目前面临的结构失衡是一个相当不利的因素。如果不能改变这种状况,结构调整也很难完成。

  现在结构失衡问题,突出的是房地产过剩、杠杆率过高,这几个因素都和投资过度、过度的信贷扩张有关系,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也要通过相关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调整才能解决。同时,还需要推进一些体制方面。比如说货币政策,目前这种货币增长的速度,在我看来不利于解决去杠杆的问题。我们的杠杆率仍然一直在上升,我们说去杠杆,但是杠杆率从来没有下降过。现在60%左右的杠杆率,给未来造成很大的金融风险,这个问题如何不及时解决,未来的长期增长是缺乏保证的。

  因此,货币政策恐怕要从过于宽松的政策,回到实质的的货币政策。

  结构调整初有成效,但是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发挥作用。我们的财政政策也有调整的必要,关键是改善政府支出结构,特别要扩大民生方面的支出,包括教育、环境、社会保障等等方面的支出。

  我们的产业政策也有转型的必要,从特惠政策、鼓励某些行业、某些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普惠政策,给企业普遍的减轻负担,向这个方面来发展。我们的行政体制需要改革,要改变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使得政府向服务型的政府回归。我们还需要继续简政放权,促进市场竞争,让市场竞争充分发挥作用,扩大有效供给。

  在政府支出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开放建设用地市场,仍然是一个面临的重大任务,需要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加快进行,现在进展的速度还很慢。

  如果说我们能够在这些方面都推进,切实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同时通过政策的调整来加快结构的再平衡。未来的经济增长应该还是有信心的,我们做的一些估计和预测,在改革结构再平衡、再加速进行的情况之下,未来有相当长的时期可以保持一个10到15年的中高速增长,但这个增长绝不是靠传统的刺激政策来实行。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改革和结构再平衡目标,我们到2030年,人均GDP可能超过2万美元,我们有可能变为高收入的国家。如果不能加快这方面的结构调整和改革,我们也仍然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井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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