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结构失衡问题，突出的是房地产过剩、杠杆率过高，这几个因素都和投资过度、过度的信贷扩张有关系，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也要通过相关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调整才能解决。
文|王小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最近一个时期经济增长一直在持续的走软和下行。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因为出口的大幅度下滑，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短期之内把下滑的经济拉上来。但是，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实际上对增长的效应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
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回升到一个高点以后，接下来继续下行。同一时期，货币政策基本保持了宽松。金融危机时期，广义货币M2增长率大幅度上升，后来M2的增长率和GDP的增长率相比仍然保持了一个相当大的差距。最近一个时期，M2增长在12%、13%，但是GDP掉到了六点几，和这样一个GDP相比，在我看来，近一个时期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仍然是宽松的政策。
实际上，这样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把经济增长率拉起。资本投入虽然保持了很高的增长，但是资本生产率在持续下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在过去若干年下滑的非常严重。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平均大约在0.5%左右，最近一个时期，降到了0.14%。反过来说，当年我们用两块钱的资本投入，可以带来一块钱的GDP的增长，现在是7块钱的资本投入才有一块钱的GDP增长。可以看到，资本的生产率下滑有多么严重。
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改革时期初期，全要素生产率在大部分时期保持了两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贡献，但是最近一个时期，由正转负。
经济增长为什么会这么疲软？
经济增长疲弱，可以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来做一些分析。
外因，主要是出口方面。中国在本世纪初的时候，加入了WTO，世界市场对我们开放。当时，我们的出口经历了两位数的高增长，每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金融危机之后，因为世界市场需求走软，我们的出口也随之放慢。还有一个因素，由于中国从过去的低收入国家变成了中等收入国家，工资水平也随着有显著上升。过去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正在逐渐减弱，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这本来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因为我们从低收入走到了中等收入，人均收入、人均工资随着相对上升，也是一个正常过程。
但是，在这个正常的过程中间，我们面临了一个比较优势发生转移的局面。过去靠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它的比较优势在下降。而新的优势靠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科技创新，这些方面还没有培育出一个优势。因此，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在某种程度上减弱。
内因是什么？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内因，在我看来有很多方面的数据在显示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
特别是从2000年以来，储蓄率和投资率占GDP的比重一直在提高，而我们的消费率在GDP当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2010年以后，大约10年的时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而消费率下降。造成一个结果，由于大量投资使得产能迅速扩张，而国内市场没有相应的迅速增长，特别是消费品没有相应的迅速增长。它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
我们有几个国外和国内不同的机构，关于产能利用率的研究。从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不同的研究互相之间差别蛮大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产能利用率下降的趋势，很多研究同时都发现了这一现象。
最近一个时期，投资率和储蓄率有所回落，消费率有所回升，仅仅是两三个百分点的变化，和过去十几年十几百分点的变化，调整的过程才刚刚开始。特别是储蓄率在2010年，已经超过了50%，而消费率掉到了50%以下，导致过高的投资和过低的消费。
结构失衡的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构失衡？在我看来有一些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
过去各级政府始终把投资和GDP增长作为主要的政绩来推行，在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政府活动方面，基本上反映或者贯彻了政府追求的目标。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过量投资。比如每当经济疲软的时候，我们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主要着眼点是扩大投资，货币政策是扩张信贷来刺激投资。这两者都是促进投资的。我们的产业政策曾经有过鼓励四大支柱产业、七大支柱产业，很多产业政策也是在鼓励某些领域、某些行业的投资。
我们的地方发展政策，很多地方为了加速GDP的增长，都实行了招商引资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免费供地、低息贷款、低电价、低水价，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
应该说，过去一个时期以来，政府投资在基础设施领域其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的基础设施发展很快，对经济增长也起了很好的带动作用。但是，各种各样的政策叠加起来，它也带来了一个负面的影响。就是说，投资总量过多，而消费不足。我们的GDP，现在大约是一半投资、一半消费。最近几年，消费稍微回升一点，刚刚在50%以上，这样的比例能否有效的带动经济增长，成为一个问题。关键是，大量的投资会导致大量投资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之下，产能过剩会变的更严重，房地产库存会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杠杆率在不断的上升，关键就是因为贷款规模不断扩张，而由于回报率的下降，很多贷款不能得到及时的偿还，积累起来，造成杠杆率不断上升。
在政府支出方面，用于投资方面的支出，如果我们把预算内的支出加上政府土地收入的支出，和其他方面的支出，再加上各种政府投资项目，国有企业投资项目，从银行贷款、其他的融资渠道融资进来的投资，加起来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量，占GDP的比重非常大的比例。相对而言，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显得相对不足。
最近几年，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支出都有明显的增长，但是相对于过快增长的投资支出而言，这些方面的支出显得缓慢。现在还有很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没有解决的问题，亟待解决。现在征地制度和地方政府，土地拍卖、土地出让的制度，导致了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也在相当程度上鼓励了地价、房价的上涨，导致了房地产或者说某些城市房地产的过快扩张，同时也挤压了居民消费。
再有一个因素，长期以来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一直在上升。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缓慢下降的趋势，过大的收入差距必然导致过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
最后一个因素，过去一个时期内，政府在很多领域过度干预资源配置，导致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减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任务，实际上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还没有完成的改革任务。而且在很多领域，还没有发生根本的改革。如果说，在某些领域市场不能起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过多的干预资源配置，对于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是十分不利的。公共教育支出仍然较低。
计算一下国有单位的，包括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的控股投资，占GDP的比重是持续的上升，从90年代的15%左右，上升到2010年的25%，2014年的26.4%，公共支出在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从百分之二点几，上升到百分之三点八，中等收入国家是4.1%，公共卫生支出从1.0%上升到1.7%。
这里着重指出的是，有2.6亿城镇居民，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五项社会福利对农民工的覆盖率较低，这种状况造成了一个现象，就是大量的进城新城镇居民，仍然长期漂泊于城乡之间，很多人夫妻分局、子女留守，孩子缺少教育，缺少家庭关爱。这样一种状况，也是导致影响我们消费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对于未来的城镇化健康发展是不利的。
我们很多调查显示，很多进城打工者，20岁进城，50岁回乡，因为干不动了，没有自己的住房，又缺乏公共服务，只能回乡，他们回乡之后能够找到的就业是很有限的。所以，这些人相当部分是处在不充分就业的情况之下，还导致了很多的社会问题。这种情况，说明我们政府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有很多问题是亟待解决的。而政府单独的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固定资产投资上面，持续的扩大投资，而忽视了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实际上对于我们目前面临的结构失衡是一个相当不利的因素。如果不能改变这种状况，结构调整也很难完成。
现在结构失衡问题，突出的是房地产过剩、杠杆率过高，这几个因素都和投资过度、过度的信贷扩张有关系，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也要通过相关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调整才能解决。同时，还需要推进一些体制方面。比如说货币政策，目前这种货币增长的速度，在我看来不利于解决去杠杆的问题。我们的杠杆率仍然一直在上升，我们说去杠杆，但是杠杆率从来没有下降过。现在60%左右的杠杆率，给未来造成很大的金融风险，这个问题如何不及时解决，未来的长期增长是缺乏保证的。
因此，货币政策恐怕要从过于宽松的政策，回到实质的的货币政策。
结构调整初有成效，但是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发挥作用。我们的财政政策也有调整的必要，关键是改善政府支出结构，特别要扩大民生方面的支出，包括教育、环境、社会保障等等方面的支出。
我们的产业政策也有转型的必要，从特惠政策、鼓励某些行业、某些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普惠政策，给企业普遍的减轻负担，向这个方面来发展。我们的行政体制需要改革，要改变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使得政府向服务型的政府回归。我们还需要继续简政放权，促进市场竞争，让市场竞争充分发挥作用，扩大有效供给。
在政府支出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开放建设用地市场，仍然是一个面临的重大任务，需要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加快进行，现在进展的速度还很慢。
如果说我们能够在这些方面都推进，切实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同时通过政策的调整来加快结构的再平衡。未来的经济增长应该还是有信心的，我们做的一些估计和预测，在改革结构再平衡、再加速进行的情况之下，未来有相当长的时期可以保持一个10到15年的中高速增长，但这个增长绝不是靠传统的刺激政策来实行。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改革和结构再平衡目标，我们到2030年，人均GDP可能超过2万美元，我们有可能变为高收入的国家。如果不能加快这方面的结构调整和改革，我们也仍然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井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