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特别访谈
主持人：金融时报记者 袁蓉君
特约嘉宾：美国摩根大通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龚方雄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 丁志杰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崛起，中国对本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2005年以来，西方有很多舆论一反过去大谈“中国威胁论”的态度，为中国经济大唱赞歌，“中国因素”已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到底中国经济在全球扮演了何种角色？中国经济真会决定世界经济的未来吗？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平坦大道还是仍隐藏着风险？中国应如何看待国际舆论对自己的赞美和指责？中国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有什么影响？就这些问题，记者日前与两位专家进行了对话与探讨。
成为世界经济中重要一员
主持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2004年中国GDP上调16.8%至1.93万亿美元。考虑到汇率因素，中国经济规模在今明两年将位居世界第四，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积极贡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丁志杰：“中国因素”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奇迹，以及由此带来的综合国力和世界经济地位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过去26年里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特别是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成为继日本、四小龙之后“亚洲奇迹”的领跑者。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世界作出了以下积极贡献：在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中国和美国一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作为外向型经济，中国不断扩大的进出口带动了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推动了世界贸易的发展，提升了贸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中国的高储蓄弥补了近20年来主要发达国家储蓄率不断下降造成的储蓄缺口，对世界范围内的储蓄投资平衡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广泛深入参与国际分工，拓展了全球资源配置的空间，并带来世界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成为全球制成品价格的重要稳定器；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模式为广大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发展之路提供了重要借鉴，中国经验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龚方雄：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产业平台和基地，这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最主要贡献。同时，中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整个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也对世界商品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全球商品市场、资源产品价格的上升可能都与中国的这一进程有关。另一方面，中国也是全球产业重新布局的重要一环，这种布局的一个结果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数额巨大，但对亚洲其他国家又存在很大的贸易逆差。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主要产生于这种布局和调整之中。
在全球范围内，产业的重新布局将逐渐稳定下来。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本身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是否要永远作为世界的一个产业基地和出口基地，把一些好的产品都出口到外国，而留下一些污染在国内。这种发展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否会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正在思考这一问题。“十一五”规划已经谈到了中国要从出口推动型、投资推动型增长转变为消费拉动即内需拉动的增长。这样，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层面会有所不同。中国对亚洲经济会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因素，因为亚洲国家能生产很多高端消费品。中国的需求旺盛，对某些行业的产品如化妆品、黄金珠宝等高档消费品的影响会日益增大。
应自信但不自大地面对世界
主持人：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的。“美国打喷嚏，世界就会感冒”，这是人们常用来形容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动机最常用的一个比喻，尤其是在日本与欧洲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这个后起之秀日益融入世界经济是否已经导致现行的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变化？
丁志杰：确实，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在影响并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并将继续下去，“中国因素”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首先，从增量来看，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贡献仅次于美国。其次，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改变了南北经济力量的对比，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秩序建设中的话语权。第三，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提升了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的亮点。第四，改变了全球制造业分工格局，国际分工向纵深发展。
然而，要客观估计中国的影响。中国依然只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实力等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美欧日主导的世界经济基本格局在短期不会被打破。
龚方雄：我同意丁志杰的看法，面对西方经济界的一片赞美之声，中国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作为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一员，中国一方面不要骄傲自大，另一方面要更加自信。从某种程度讲，中国的崛起已经改变了现行的世界经济格局，但中国人不能“坐井观天”，过于夸大中国的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接近2万亿美元，人均GDP很低,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而美国规模高达11万亿美元~12万亿美元，日本4.5万亿美元，所以中国增长10%不如美国增长2%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更大，过去几年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推动作用较大主要是因为日本、欧洲经济低迷。如果按照我们预计的明年日本经济增长3%、欧洲增长2%以上，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可能会因此而削弱。所以，中国还远远不到骄傲自大的时候。毕竟，世界经济的整个主导权还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
亟待寻找经济持续发展模式
主持人：在对外开放的大趋势下，中国在国际上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舞台与空间，所以才会出现所谓“中国因素”的说法。但是，中国在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也面临了一些风险和问题。您认为主要有哪些？
龚方雄：首先，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是出口，这增加了中国经济对美国消费者的依赖程度。目前美国消费者负债累累，很多人都怀疑他们还能撑多久，这使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增大，也增加了向内需主导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迫切性。其次，中国还能承受多大程度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中国在全球经济架构中不能永远处于低附加值的产业链上，要逐渐向高端的产业链发展，这样，中国必然要加快向高增值的服务业的发展。如果中国在法律、金融、知识产权等方面未搭建好内部架构，今后可能会落后于其他国家。
可以说，目前中国还未找到一个使经济有效、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现在印度做得非常好。该国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不会给这个国家留下更多的污染，不会对能源市场造成冲击，是有效率的增长，而中国在服务业方面则远不如印度。制约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最大问题在哪里？我认为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跨国企业之所以愿意将服务业岗位向印度而不是中国转移，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这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应加以重视。
考虑溢出效应现实双赢或多赢
主持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世界能源、世界产品市场结构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面对这种变化，中国自身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在资源、市场甚至心理上如何进行调整至关重要。我们应如何看待来自其他国家包括商品倾销、人民币汇率水平被低估、发达国家岗位外移和经济失衡等非议和指责？二位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有何建议？
丁志杰：由于当前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日益突出，各国经济增长参差不齐，中国因素成为一些国家政府经济政策失败的借口，中国遭受了一些片面甚至无端的指责，经济问题被一些政客政治化。例如，就所谓的发达国家岗位外移问题，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就在下降，即使在中国，90年代后期以来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也在减少，这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岗位外移并不是主要因素。再例如，一些人颠倒基本的因果关系，指责亚洲的高储蓄是美国庞大双赤字的根源，事实上美国不断下降的家庭储蓄和财政赤字才是其经常账户逆差的根源，特别是近年来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逆差几乎同步恶化，很难想象美国政府财政赤字是亚洲的高储蓄所致。因此，不应该抱着失衡的心态对待中国，应该看到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创造效应”要远大于“替代效应”，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协商问题的解决。
就中国政府而言，随着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及其政策的溢出效应日益明显，因此在制定政策时要把对其他国家的影响预先考虑进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要加强与有关国家对话，继续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同时，要坚决回击无端指责，以正视听；拒绝无理要求，维护经济主权和利益；坚持自主发展的原则，避免一些国家向我国转嫁国内政治矛盾和经济危机。另外，在对外经济交往和谈判中，要加强有关部门的协调，避免对方声东击西，漫天要价。
龚方雄：这就是一个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因为你追求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追求成为全球的制造业基地，自然会与其他国家发生大量的贸易摩擦。这种增长模式对资源、原材料商品的依赖性很大，也引起世界上一些人对资源紧缺的担忧，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中国急需实现“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有效率的、节约型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增长。相比之下，印度的增长模式很低姿态，这与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基地极为耀眼的月度出口额大相径庭。从全球经济格局和中国的利益出发，中国要考虑这种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是否是最优的。最重要的是，中国应该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外国比较关心的问题，比如知识产权保护等，这对未来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如果不在法律层面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就可能会在下一步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中失去优势，在内需主导的发展方向上失去优势。
在国内，有的人一遇到外国政府对中国施加压力就本能地认为，这是一场对你有利就一定对我不利的较量，这种心态不正确。其实，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很多时候都可以实现双赢或多赢。从人民币升值来看，适当幅度的升值对中国经济是有益的，可以促进经济平衡发展、促进以内需外导向的增长模式的转变，对出口也不一定有负面影响。
应多管齐下争取原材料定价主导权
主持人：尽管经济快速发展导致中国对铁矿石、铜等在内的原材料的需求大增，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源消费国，但中国对原材料定价却缺乏话语权与主导权，这是很吃亏的。您对此有何看法与建议。
龚方雄：这与中国的产业结构的非良性发展有关。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产业结构，要强迫企业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遵循集体谈判原则是非常困难的。以钢铁行业为例，在发达国家，前五大或前十大钢铁企业占据的市场份额可以高达90%。相比之下，目前中国钢铁企业为数众多，市场极为分散，前五大或前十大企业的市场份额只占30%，缺乏集体的“讨价还价权”。很多中小企业可以直接到外商那里购买铁矿砂、铁矿石，这些企业单个出去自然缺乏对市场的定价影响力。因此，一方面中国要引导产业发展，从产业的资本重组、结构重组方面着力，尤其在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另一方面，产业发展从分散走向集中是任何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正常模式。当然，最近几年我们在原材料定价上可能会吃亏，但只要将来从产业重组、规模经济的角度出发来整合产业，未来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定价发言权就会越来越大。
丁志杰：“中国因素”成为当前主要大宗商品国际价格猛涨的重要因素，其中既有需求拉动的一面，也有国际投机操纵力量的作用。由于一些原材料较大部分靠进口，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不容忽视。从最近曝光的铜期货和棉花进口巨额亏损事件来看，一些国有企业对国际市场及其风险不了解，盲目操作，不仅造成了亏损，甚至损害了中国经济和政府的形象。造成问题的根源不是所谓的价格主导权的争夺，而是这些企业在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上存在严重缺陷，甚至违背了其稳定市场的基本宗旨。要解决对进口的依赖，必须提倡节约型经济。当前要做的是加强对国际市场价格的预测，做好应对，调配好进口的时间和数量，而不是盲目地进行市场操作。
一定程度上影响发达国家货币政策
主持人：西方经济学家曾指出，由于中国等亚洲国家将外汇储备中的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入了美国的国债市场，拉低了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使美国出现了长期利率(市场利率)与短期利率走势相背离的现象，同时，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大量廉价商品又帮助美国控制了通胀，因此，中国经济对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影响较大。您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丁志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其国际收支顺差通过储备形式回流美国，为美国的巨额双赤字提供融资，是2000年以来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现象。应该说，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各国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程度在加深，美国等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受到来自国外的影响也很正常。但是，从根本上来讲，美国的货币政策自主性要比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强，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不在美联储决策的考虑之列，过去美联储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是造成美国房地产和金融资产价格高估的根源，东亚储备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只是为这种政策的维系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已，包括维系了美国实现稳定的增长。如前所述，由此造成的巨额双赤字根源还在美国本身，解决全球性失衡的根本出路还在于美国经济首先要主动作出调整，特别是财政赤字的改善，而不是打着政策协调的幌子向其他国家施压。在此基础上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实现全球经济软着陆。
龚方雄：不可否认，鉴于美国从中国采购大量消费品，“中国因素”对美国物价的影响是很大的，可以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间接来说，中国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利率走势。但是，有一点需要明确：过去推低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主要因素并非中国，而是日本。因为日本一直维持着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老百姓认为购买美国国债更合算因而大量投资。数据显示，日本一直是美国国债的最大买家。同时，与以前相比，中国央行购买美国国债的数量已经相对减少。
尽管如此，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衡量，目前外汇储备增长过快是一个问题。中国1年的外汇储备增长2000多亿美元，相当于1.6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占GDP的百分之十几以上，等于占货币供应的主要部分，这样就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