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与贸易保护主义
现在美国金融市场基本恢复稳定、经济止跌回升，但仍存在一系列不确定性，不能排除二次探底的可能性。目前美国失业率还在上升，10月份是10.2%。失业率是一个滞后指标，尽管经济情况会好转，但失业情况会继续恶化。目前美国的高失业问题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从现在到明年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失业仍将是美国政府的头号问题。明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而在美国，“失业率上升+中期选举=贸易保护主义”是一个屡试不爽的定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加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也许人们会问，高失业会维持多久？既然经济已经复苏，失业状况应该会逐渐好转，明年（或后年）贸易保护主义压力是否也会减轻？对此，我以为可能性不大。首先，美国失业率一旦因经济衰退而上升，这种上升往往持续很长时间。例如，1990年7月到1991年3月美国经济经历了8个月的衰退，美国失业率从当年5月开始持续上升了27个月。本次衰退中，从2007年6月到2009年10月失业率已持续上升了29个月。尽管2009年第3季度美国经济已经实现正增长，但由于本次衰退比以往严重得多，因此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恐怕也会比以往长很多。美国一些机构的预测是，在未来4个季度中，美国的失业率还将保持在10%以上。其次，美国目前的经济回升基本上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结果，民间投资和消费需求十分疲软。
一旦美国政府减少财政刺激力度，美国经济就会回落，不能排除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发生，对美国就业的影响不言而喻。最后，历史上美国经济增长与经常项目逆差往往同向变化（净出口是经常项目差额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本文总体上将经常项目差额与净出口视为同一概念，比如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就可以互换，但这仅仅是为了讨论方便——编者注）。如果美国失业率因经济增长提高而下降，那么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则可能因进口增长而恶化。经常项目逆差恶化也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尽管此时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者的身份可能会发生改变。
危机以来全球不平衡状况的变化
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全球不平衡问题备受关注。2007年危机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全球不平衡问题一度离开了人们的视野。现在随着美国经济的回升，全球不平衡问题被再次提出，甚至成为各种官方和非官方国际会议的首要议题。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将是一个不断纠缠中国的问题，对此中国不应回避。全球不平衡问题，也可以说是美国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问题。1980年代初以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越来越大，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其经常项目逆差总额在2006年达到最高峰，为8035亿美元，在GDP中占比超过6%。美国的净外债在2006年达到2.7万亿美元，净外债占GDP的比例达到了19%。
在1950年到1969年这20年间，美国绝大部分年份保持了经常项目顺差（只有三年逆差），是世界最大债权国。然而，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美国海外投资大于经常项目顺差）的增加导致了外国持有美元对美国黄金储备比例的增加，这进一步导致外国中央银行和私人投资者对美元信心的崩溃。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因美元危机而崩溃。近年来，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比当年要差得多，且美元早已是没有任何支持的信用货币，但美元危机并未发生，岂非怪事？但说怪也不怪，其中的基本原因有两条，一是政治上当今世界没有戴高乐那样的“捣乱分子”（1940年代，法国迫于现实压力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承认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但法国总统戴高乐此后多年一直在反对这一体系，并批评其中的“美元特权”——编者注）；二是经济上中国、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和石油输出国愿意持有美元和美元资产（其含义等价于这些国家愿意对美国保持经常项目顺差，或愿意为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融资）。有鉴于此，国际经济学界出现了诸如“布雷顿森林体系2”（Bretton Woods 2，以下简称BW2）这样的“理论”，力图说明全球不平衡的合理性，并预言这种不平衡可以至少再维持一、二十年。
我不赞成BW2假说。关于“双顺差”的弊端，可以归结为为“多恩布什问题”（Rudiger Dornbusch）、“威廉姆森问题”（John Williamson）和“克鲁格曼问题”（Paul Krugman）。由于这些问题已经讨论过N次，没有必要再重复。现实情况是，一方面，为了保持经济增长，中国的政策是稳定出口。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出口额和贸易顺差都大幅下降。中国官方估计2009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只有1900亿美元。我现在的问题是，全球不平衡在未来一年中将对中国的贸易环境造成何种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