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出炉的1月份海关统计账面出口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并没有预期那样过分糟糕。即使不考虑出口价格下跌、贸易途径变相资本外逃压低账面出口的影响，仅仅剔除“春节效应”因素，1月份的出口值就已经比去年同期增长6.8%，比去年12月份增长10.1%之多。

　　我们认为，这不仅反映了出口企业的自身努力、政府应对的及时，同时还表达了一种“危机，危中有机”的哲学——当前的危机可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为中国出口创造新的增长点。这是因为中国的一些先进制造业产量和出口量占世界市场份额小，但成本优势巨大，在世界市场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国外订货商比任何时候都更看重成本。终端销售商、厂商利润空间缩小，订单和生产向中国转移的动力反而会加强。中国出口企业有可能在整个世界市场萎缩的时候实现增长。而繁荣时期利润空间大，终端销售商、厂商可能缺乏内在动力从中国进货。中兴通讯等一批在自主创新方面着力较多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在危机时期反而实现了增长，中兴通讯生产的手机原来主要是向拉美、东南亚出口，金融危机加剧后来自美欧等发达国家的订单反而增长了。而且，国家对这些先进制造业的扶持力度也会比较大，例如2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装备制造业调整振兴规划。

　　尽管如此，中国出口面临的压力仍然远未结束，我们还是需要关注中国出口的各种风险。首要的风险当属外部经济危机的持续。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消除的痼疾，从最短促的基钦周期（存货周期）到最长的康德拉捷夫周期（长波），完整的周期长度从3—5年到45—60年不等，对应的下降阶段从一年以内到四五年，乃至10年左右。从2007年3月1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因无力偿还到期债务而引发次贷危机至今已近两年，不少迹象表明，国际经济当前面临的危机未必没有可能是康德拉捷夫长波的下降阶段。

　　尽管我们目前已经发展起了一套相当完整、系统的宏观调控理论和工具，主要经济大国也纷纷出台了反危机计划，但我们不宜过度信任这些反危机计划。因为反危机计划的理论基础未必完全正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如财政赤字空前庞大的美国面临为其经济刺激计划融资的难题），利益集团角逐将扭曲、削弱经济刺激计划的效力。

　　另外，经济危机可能向政治危机转化的可能性也不能低估。因为在经济危机时，政府实施反危机政策也许会损害部分群体的利益，如拉脱维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救援条件实施的结构调整所引起的不满，俄罗斯限制进口损害了滨海边疆区的汽车改装业和国内众多地区发达的消费品进口相关产业。而最近一段时间，从一向公认存在较多潜在政治麻烦的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俄罗斯到属于西方集团的冰岛、法国，规模可观的游行示威和罢工揭示了全世界可能存在一种政治动荡的风险，这对中国的外贸出口是一个重大的变数。

　　经济危机从来就是孳生贸易保护主义的温床，这次危机也不例外，从美国新财长在任职听证会上强硬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到国会在表决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时塞进“购买美国货”条款，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去年贸易保护主义压力还不是太大的话，那么从现在起，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将有增无减，对我国出口的抑制作用将相应逐步表现出来。特别是这种保护主义可能在防止“就业机会流失”的旗号下遏制本国企业向其他国家投资转移生产能力。我国又过度依赖外资，在这种情况下，危机给中国出口带来的“潜在机遇”有可能被扼杀，只有依靠内资企业自主创新部门缓解贸易保护主义的这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