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宁远
日前新浪财经报道称，据摩根大通分析，2011年日本将出现自1963年以来的首次年度贸易逆差。毫无疑问，这是世界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外贸立国的日本出现外贸逆差，无论怎么看都是日本宏观经济模式在“失去的20年”后一个转折性的标志，意味着日本经济即将出现某种重大转折，这种转折即便有很大的可能向好(但不能确定，因为这需要日本经济管理和发展方式有根本性的改革)，逆差也有可能在未来成为常态，从而基本宣告日本首创、后发国家纷纷效仿的外贸立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到尽头。
日本的外贸逆差，日本产业在世界市场竞争之中的地位旁落，是中国在不久的将来非常可能碰到的局面。中国制造是以人力成本低廉而获得比较优势的，暂时看大规模取代中国的地区可能还没有出现，但随着印度、东南亚(如越南)和拉美的一些国家(如墨西哥)逐步在制造业上参与全球一体化竞争，相对于日本的产业技术和工艺优势，中国人力资源的优势可能更容易消失。上世纪80年代，韩国和中国(包括中国台湾)在大到汽车、钢铁、造船，小到家电等行业，尚不能和日本匹敌，新世纪以来，日本在这些领域已经没有多少优势可言了。
而“中国制造”升级换代的能力远不如日本，大到汽车，小到家电，“中国制造”在世界范围内的品牌和技术也不如日本。目前“中国制造”里数量巨大的代工业，更容易大规模向海外转移而导致中国产业空心化。尽管从物理空间来看，中国产业转移可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但这种国内战略转移貌似有宏观活力，其实不过是广东模式(假如有)在中西部的复制，是中西部地区重复20世纪90年代的广东所做的经济活动而已。这种战略纵深能够得以实施是中国强过日本的优势，但更可能是劣势，从而导致中国东部产业空心化，西部也没能完成产业对接——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中国制造”的产业转移，不是国内一个方向，而是国际和国内同时发生。西部此刻对接中国东部，在国际视野里看已无任何优势，包括人力资源的优势。
中国要避免未来出现日本现在面临的局面，当然要进行各种改革。最需要避免的是不能有日本似的“发展主义政府”。这样的政府很乐意以发展某种产业来发展经济，而会糟糕地强调产能的建设，导致经济活动中出现过度投资。这是中日最为接近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最大的危害就是整个金融体系完全为政府的产业政策进行专项金融服务，汇率和货币政策基本得不到独立，也是非市场化的。
中国和日本的银行，主要利润来源均是针对机构客户的贷款，尤其是集中在针对大机构客户的贷款，而不是像欧美那样能为零售客户提供很好的金融服务。当然中日之间区别，比如日本银行风险管理比中国还差的是大银行和大机构客户之间的交叉持股--其实这也只是表面现象，从本质上说，中国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更为同质化，而且股权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从金融体系对抗系统性风险的角度，中国这样的股权结构更差。因为中央政府持有商业银行绝对多数股份，岂不是国家财政担保商业银行?这在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里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市场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政府就站在第一线，市场上的商业机构已经没有任何后路，尽管表面上看来，这样的银行在市场里是那样的庞大，并且有着其他银行没有的竞争力。上世纪日本银行的世界排名和中国的银行如今的排名非常相似，都在世界最大最赚钱的银行前列。这种庞大和竞争力是各种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刻意扶持的结果。
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和德国对待汇率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导向。德国更看重货币政策独立性，不以牺牲利率、汇率来促进产业出口；而日本则经常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利率和汇率围绕着产业出口形成所谓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来制定。
在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之后，两个国家的货币升值都非常大，但是德国在本币升值过程中无论物价和经济运行都保持了相对稳定；而日本则经历了从通货膨胀到资产泡沫破裂的危机，在拖了20年时间之久后，日本走到它创造的模式的尽头，出现了外贸逆差，而同期德国虽然经历了东西德合并，却在全球市场依然保持着优势。
有鉴于此，中国要想避免“日本现象”，改造金融业，是经济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情，既宏观也微观；既迫切，也是长期之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