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甘肃省华亭县原县长、县委书记任增禄因收受贿赂991万余元，另有411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被判处无期徒刑。不同寻常的是，同案居然牵涉了129名华亭县官员，几乎覆盖该县县委、县政府以及各乡镇政府机关，交织出一张触目惊心的“行贿买官”网。(中国青年报8月20日)
对于这样的窝案我们总是痛心疾首的，对于这样的社会现象，我们难掩疲惫之色，毕竟我们对于干部和政府有太多的期待，即便我们政府的政策和本意是好的，然而由于在干部的执行过程中变质，也就使得我们的人民安全感渐渐的动摇甚至是丧失。然而对于这样的事件，我们总是将责任推给我们的干部，而难道我们就不需要反思吗？
县委书记为何易于腐败？一方面是因为县委书记握有大权，权力过于集中，就埋下了腐败的隐疾。另一方面，监督缺位，监督体制形同虚设。“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这句话放在县委书记身上最适合不过。并且人在江湖飘，我们总是会受到江湖气息的影响，因而对于这样的窝案，除了法制、监管缺陷以及干部自身的问题以外，我们的社会需不需要进行反思呢？
针对这些情况，我们除了改变“一把手权力无限大”的情况之外，“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的共罪现象，也许同样不容忽视。我们应该注意到了集体腐败的环境“推力”， “被强迫腐败”现象也是不容小，“当你身处团伙作恶时，公开抵制团体、团伙作恶，这可能被视为‘异己分子’。对一个人良心的考验，难就难在身处团伙作恶时的自我选择。”因而我们的社会还是需要反思，到底我们的社会对于官员的过分崇拜献媚，对于特权的无限向往，对于阿谀奉承的态度和行为，难道不是外界的推力吗？
129名行贿官员里，仅有4名被治罪，令法律陷入“法不责众”的尴尬境地。内有动力、外无压力下，“一窝蜂”行贿成为某地官员的集体性选择，还令人意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