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主要凭借三大谈判进行贸易战略部署，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与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
纵观三大谈判，TPP和TTIP聚焦于生产环节和经济体制领域，TISA侧重于服务贸易领域，构成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 三位一体的新形势。三大谈判相互影响、相互补充，构成了美国从双边、区域到诸边、多边的全方位贸易战略，是美国为了重新掌握国际贸易领导权而共同构建的国际贸易新规则，有着鲜明的特点。新规则对世界及中国经济的影响
世界经济格局将受到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冲击。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规则主导国可获得丰厚利益，重新执掌国际贸易主导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潜力和发展空间受到抑制，传统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竞争由产品竞争转向规则竞争，南北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
对中国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体现在，一方面，很多新规则和新的标准符合中国改革的方向，有利于促进甚至倒逼中国国内改革。为了适应三大谈判尤其是TISA对于服务贸易的高标准，我国将更有动力发展服务贸易，加快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区域贸易协定的溢出效应客观上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流动，做大世界经济蛋糕，从而增进中国收益。以TTIP为例，欧美对其他地区贸易将增加330亿欧元，且欧方报告称，一旦欧美间各种壁垒和统一标准得以消除，TTIP将为除欧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带来1000亿欧元的GDP增长。但是与之相对的，还有对中国贸易、投资与经济增长方式巨大的挑战。中国的应对策略
宏观上，中国应全面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
首先，在全球层面，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区域贸易协定毕竟不是多边贸易协定，优惠只针对成员国，也无法解决规则统一的问题，对协定外的国家，可能产生贸易转移效应。而且目前的自由贸易区主要成员都是些小经济体，可以认为美国迟早要重回多边谈判框架，坚持多边贸易体制对中国来说是最有利的选择。
因此，中国应该继续支持WTO在世界经贸治理中的作用，协助其进行改革，推进多哈回合及相关贸易规则谈判。同时，应呼吁推动各种自由贸易区的整合，以应对由此造成的国际贸易规则碎片化，避免区域贸易协定成为贸易壁垒。
其次，在区域及双边层面，加强区域合作，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现在是自贸区主导发展的时代，截至去年10月，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请并生效的自由贸易区已达到221个，而其中80%都是近10年谈判签署的。中国在建自贸区18个，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总体来讲我国自由贸易区发展相对落后。现阶段我国与自由贸易协定伙伴的贸易额仅占我国贸易总额的24%，排除港澳台地区则仅占11%。而美国和欧盟的对应数据早在2011年就分别达到了37%和27%，水平差距较大。再次，争取在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一方面应该抓住上海自贸区的契机，搭建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的平台，另一方面则应在现有“10+1”、“10+3”、“10+6”等基础上，加快与周边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并在相应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设计出适合中国特点，并能平衡区域各国利益的中国版国际贸易新规则范本。
微观上，要对不同规则采取区别对待态度。
对于符合经济发展趋势的标准，要迎头赶上，如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方面。特别是在环境标准的制定上，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中国应加强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向国际标准靠拢。
对于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的规则，要辩证对待。如TPP和TTIP中提出国企的竞争中立原则，要求保证国有企业的信息被充分披露，且政府政策必须在不同类型企业的竞争中均保持中立，这对我国国有企业及其产品产生很大约束。我国国企主要在基础性行业和关键领域，国企全部实现竞争中立将威胁我国经济安全和独立。（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对外贸易战略转型研究”、“我国人力资本要素内涵式演进与国际经济竞争新优势培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