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是对外和对内两条腿走路。在资本相对更加稀缺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战略上选择了大力吸引外资，客观上导致了对外开放的力度远远大于对内开放。然而，随着国内资本实力，尤其是民间资本的崛起，现如今的中国，更需要加大对内开放的力度。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开始运行以来，已经在内外开放方面出台了一些重要举措，但是不管是与对外开放相比，还是和发展需求相比，对内开放的深度和力度仍然远远不够。
在对外开放方面，推动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是新一届领导集体寄予重托的一个标志性举措，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层次已经从吸引外资转向“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意在制度层面推动形成我国与外部经济在市场和资源要素方面的深度融合机制，从现实来看，自贸区建设及其配套政策也是大手笔。当然，对内开放也有一些标志性的举措，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众所周知，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不是新事物，单纯从统计数据来看，当前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占到国民经济的1/3。然而，在笔者看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只是一个过渡性制度安排，产权开放只是对内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
首先，对于混合所有制这种过渡性制度安排，理论上存在很多争议，尤其是“交叉持股”之后能否真正实现“融合发展”仍然是个很大的未知数。不少学者认为，在资本的所有制属性影响甚巨，资本市场制度仍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以交叉持股实现产权开放并不见得是最优的制度安排。即使是在政策推动下，通过资本市场运作实现了交叉持股，之后的治理问题才是关键，“混而不合”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更为复杂。从现实来看，不管是国企管理层还是民营企业家，也都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持审慎观望态度，尤其是在公平对价、企业控制权等问题上，各有各的顾虑。笔者认为，这些理论和现实问题正好突显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渡性特征。
其次，产业开放理论上能比产权开放走得更远，但长期受到诸多牵绊未有大得突破。很显然，具有过渡性特征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不是对内开放的全部，也不是终极目标。笔者认为，在推动产权开放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真正推动产业开放，要通过砍掉不必要的干预之手，拆掉各种或明或暗的垄断之墙，让民间资本以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进入更宽广的领域。当然，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最难啃的骨头，但却是关键中的关键。从党和历届政府的文件中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无数次重申要破除不必要的行业准入壁垒，要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但是效果都不尽如人意。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复杂，尤其是存在千头万绪的利益纠葛。
因此，整体来看，我国的对内开放长期处于跛脚缓行的状态。产权开放可以做到“混”，但难以实现“合”，产业开放受到诸多牵绊始终未见太多实效。然而，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经济发展到达深度转型期之后，除了加快加大对内开放，我们别无选择。结合当前的发展形势，尤其是对内开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
一是健全督查和仲裁机制，狠抓已有对内开放政策的落实。客观地说，已有的对内开放相关政策都写得很漂亮，关键是贯彻不下去、落实不到位，因此，必须建立能发挥实质性作用的内外部督查落实机制。首先是要切实加强中央层面对政策落实的督查力度，建立动态跟踪和督查机制，甚至可以考虑引入第三方督查机制。其次是尽快整合现有反垄断力量，建立独立的，涵盖司法、仲裁、执法等环节的反垄断体系。其三是支持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成立相关的行业协会和组织，发挥行业组织在推动对内开放方面的集体力量。
二是与自贸区建设一样，建立民间投资示范区，从制度层面和顶层设计角度强势打通几个对内开放的通道，形成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相呼应的格局。既可以选择在民间资本相对丰裕的沿海地区建立民间投资示范区，也可以在一些仍然具有一定垄断特征的行业领域，直接针对存在的玻璃门、弹簧门、大门背后存小门等问题，在中央层面建立工作机制强力推进对内开放，形成示范效应。
三是做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制度设计，稳妥推动其向提高质量的目标深化发展。首先要在制度设计上解决好混合动力、混合范围、融合发展路径等问题，决不能仅以混合数量为目标，要切实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朝着提高质量的目标深化发展。其次对于已有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要从提高企业治理水平和企业运营效率角度进行深化改革，做到“盘活存量”。其三是对于新增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提高对价的科学性，并建立责任追溯和追究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