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提升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必须着眼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要素资源的集约利用，发挥出市场在资源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依靠生产组织形式创新以及科技投入和进步，释放要素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无疑依赖于全面深化改革，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释放改革红利的过程。
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强调，着力提高改革针对性和实效性。就在同一天，国务院发出通知，部署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全面督查，要求力破“中梗阻”，推动各项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尽快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党中央、国务院的连番部署，表明了促进各项政策落地、释放改革红利的明确信号，这为提升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提供了政策保障和铺垫。
当前我国面临着一定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压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适应经济“新常态”，透露出在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只有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才能给经济带来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竭源泉。那么，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哪里？当前稳增长应当如何着力，才能使之与促改革、调结构达到有效平衡？
业界人士分析，我国过去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这带来了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但是这一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以及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并不可持续。当前，资源和环境的刚性约束凸显，人口老龄化带来人口红利的消失，成本优势的减弱对未来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由于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因此造成许多结构性问题，比如产能过剩、民间资本淤积以及各类要素过度集中在房地产业等。这种结构性不均衡在“三产”中表现为工业制造业独大，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现代服务业与新兴产业发展滞后等。
要提升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必须着眼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要素资源的集约利用，发挥出市场在资源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依靠生产组织形式创新以及科技投入和进步，释放要素活力。这包括，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依靠要素组织方式创新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工业领域促使制造业向具有高附加值、知识产权的高端制造业迁移，同时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第一、第二产业提供支撑。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无疑依赖于全面深化改革，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释放改革红利的过程。以往，“有形之手”的过度使用，给生产要素的流动带来无形壁垒，同时也制约了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发挥以及生产率提升的空间，特别是部分民间投资活动受到压抑，未形成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撑。特别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面对经济波动时，我国侧重于短期刺激式、扩张式的经济政策，而对致力于长期结构性调整的改革红利发挥不充分。目前，从政府简政放权到各部门落实各项改革细则的出台，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落实阶段，只有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才能把各项改革举措转化为实际经济效益，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改善民生无疑是改革的根本落脚点。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内需释放的最大潜力所在。长期以来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是我国消费和内需潜力未充分释放的重要原因，特别是人的城镇化滞后于城市开发，户籍、社会保障等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得农村地区的潜在消费需求优势无法发挥，导致人口红利中作为廉价劳动力的红利释放殆尽，但是消费潜力这一内生动力却未得到有效激发。不仅如此，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生产要素流动受到较大制约，特别是劳动力虽然能够自由流动，但因城乡社会保障以及就业机会的不对等，限制了人力资本的发挥。
因此，新型城镇化是改革的一个突破口，目的在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差别，发挥人口集聚的规模效应，从而催生现代服务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产业集聚融合，又将催生新式物流、商业模式，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时带来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在大量农民群体基本的社会保障满足后，消费潜力才能释放，消费层级才能向高端迁移，比如信息消费等，既减少对资源和环境的消耗，又能把高储蓄率转化为投资，形成良性循环。
新型城镇化无疑需要改革的具体路径，不仅涉及户籍制度、土地管理以及财税体制、地方投融资等多项改革层面，还隐含着引导资源要素向薄弱环节、后进地区流动的深刻内涵。这就要求必须发挥好宏观调控的作用。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各类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源有向发达地区、优势产业自发流入的惯性，在简政放权、放开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释放投资和创新活力的同时，还必须引导金融资源加强对经济短板的支持，只有补足经济短板，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很清楚，难点在于如何跨越经济转型的阵痛期，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如何平衡协同。在经济转型阶段，应走出短期内对消费和投资进行强刺激的调控模式，而定位于短期内精准预调微调，比如“定向降准”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增加对有增长潜力和长远需求的行业的当期投资，长期内则依赖于把改革举措落到实处，取得成效。中间会有一个缓冲期，通过定向、精准地预调微调，减少阵痛，向经济“新常态”平缓过度。在动态平衡中减少风险集中释放以及对市场主体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