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稿、中国发改委和财政部在人大会议开幕前发布的工作报告。中国将2014年GDP增长目标定在7.5%左右。CPI目标控制在3.5%。全年赤字目标在1.35万亿人民币，占GDP比重为2.1%。今年城镇失业率目标定在不高于4.6%。
中央财大统计学院院长贺铿指出，今年中国将有望实现8%的GDP增长速度，主要有三大有利因素：发达经济体经济形势良好、国内通胀压力减弱和畸形经济调整到尾；但也有三大制约因素：存在金融风险、财政扩张受制约、存留一些高增长时期的后遗症。
深化改革和结构转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稳中求进是一个短期的目标，说得更具体一点是2014年的目标。所谓稳中求进，就是速度要有一个底线，2013年有惊无险，最终的结果还是很不错的。
2014年是不是能够做到稳中求进呢？许多人认为今年的GDP增速可能会比去年低一点，大概6-7%。如果宏观政策比较稳，今年的经济情况就不会出现过去那种着急和大起大落的情况，经济状况可能会比去年略好一点，有可能争取到8%的增长速度。
这个速度并不是那么很重要，我倒是不赞成把速度和就业挂钩，因为过去有人认为GDP增长1%就能保证多少人的就业，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陈腐，因为经济的发展、增速和就业没有这种一对一的关系。
我国的产业有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差别，如果为了GDP的增长，在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里面下工夫，GDP会增长较快，但就业解决的程度不会明显。
比如增加高铁的投资，吸纳不了太多的就业，修高速公路也吸纳不了太多的就业；能吸纳更多就业的平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是靠小微企业。但如果把力量放在小微企业上，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GDP的增长不会特别明显。
所以，我倒不那么看中速度，哪怕今年到6%，也不是很可怕。我认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今年争取8%的速度是有可能的。根据这种情况，我今天讲两个问题：一、对2014年经济形势的判断；二、当前继续要解决什么问题。
今年的经济可能略好于去年
先谈第一个问题。2014年的经济形势，我觉得会略好于去年，至少有三个有利因素：
第一，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形势。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在去年的复苏还是比较好的，尤其是美国和欧盟。欧洲经过政府债务危机这几年的折腾，去年起开始改善了一些；而日本在所谓“安倍经济学”的主导之下，也有了一定的增长。如果安倍在政治上没有走向现在这种状况的话，如果没有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搞得那么紧张的话，我想日本去年下半年的经济情况也不至于下降。
总体来说，日本在经过20年的零增长或低增长的情况下，可以宣布经济回升了。综合这些情况来看，发达经济体目前的经济形势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它对中国出口产业的需求没有增加。
另外，美国的货币政策应该会回归到正常，它的量化宽松政策在不减弱的情况之下，今年有可能会宣告结束。这种状况已经对世界，特别是对新兴国家的货币币值问题产生了影响，印度、印尼、巴西的货币汇率都有较大幅度下降。
中国人民币的汇率要单边升值，但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升值的空间恐怕受到了挤压，谁还要我们的货币呢？所以人民币的币值会稳定，甚至会有略微下跌的趋势。
这两个因素对发达经济体的复苏比较好，人民币的单边升值得到了遏制，这都是有利于外贸的。所以从这两种情况来看，2014年中国的外贸会好于去年，“三架马车”中的这一架会好于2013年。
第二，国内的通胀压力明显比去年减弱。
如果政府着手理顺收入分配的关系，促进就业增长，那么居民消费应该会平稳增长，不会比去年差。这是拉动经济增长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外需、内需的居民需求至少不会比去年差。
第三，畸形消费产业的调整接近到尾。
什么是畸形消费产业？主要是由“三公消费”形成的那些产业。前些年的公款消费比较严重，导致有些产业畸形发展，例如出现高档的餐饮、旅馆、公费旅游等等，这些是坏事，但它也会引起经济正增长，因为这些产业发展起来了。
2013年由于严格贯彻中央的“八项规定”，使得这些畸形的消费产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对这些畸形产业的调整，对去年的经济增长有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到现在为止，不能说这些调整已经到位了，但是已经接近尾声了。
那么这些产业要转向哪里呢？据我所了解，餐饮业都在改变自己的经营方针，其他行业也在调整经营方向。
所以，外需、居民消费需求和去年影响经济增速的情况都得到了改善，今年的经济可能将略好于去年。
制约2014年经济发展的三大因素
但是，必须从正反两个方面看问题，制约今年经济发展的因素也不可忽视。我认为有三个方面：
第一，仍然存在金融风险的问题。过去我们分析金融风险，比如房地产、地方债、影子银行等等，这些问题到目前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它们都可以制约相关宏观政策的充分发挥。
第二，财政扩张受到制约。我国今年继续提出了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的政策组合。2013年的财政赤字达到了1.2万亿，是历史上最高的一年。2014年的数据马上就要公布了，从这个指标来看，不可能比去年更激进，再激进的话有很多问题不大好办。
在各种政策的影响之下，今年我国的房地产业会比去年要疲软一点。房地产疲软的一个结果就是政府收入受到影响：卖地的费用、卖房子的税收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财政扩张的问题会受到制约，这也会对经济增长有一些影响。
第三，改革和消除高增长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后遗症，还存在不少不稳定的因素。今年是新一届政府改革元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必须有勇气向前推进改革。一些在高增长、高投资年代形成的后遗症，现在只能慢慢地给予解决。
从长期来看，改革是动力，是最大的红利，但是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会有险滩。有许多改革，从长远来讲，是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动力。
但从近期来看，有可能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比如产业结构的调整、雾霾的治理、消除过剩的产能或扫黄，都会对经济有一定的影响。
比如东莞扫黄，有一个数据可以参考，如果扫黄彻底坚持下去的话，将涉及直接就业20万人，会影响东莞的GDP达400个亿，相当于总GDP的1/10。如果不解决，还是让这20万人就业？那也是不行的。所以这些问题的治理确实会影响经济增长。
因此，改革也好、结构调整也好，解除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也好，都会与GDP的增长、就业、甚至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发生牵连，这儿出现问题，那儿也要出问题。所以，要对改革和宏观政策掌握全面并做出深刻的分析。今年的经济会比去年略好一点，有一个前提就是宏观政策要稳定，要细，在这种情况之下，三个有利的优势是可以发挥的。
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一年比一年少内需才上不去
另外，我认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要想办法真正地扩内需。所谓扩内需，有人总是把它跟投资混在一起，我认为内需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我们应该在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方面真正制定一些好的办法，居民的消费要增加，就业要充分，收入要增加，如果说就业受到很大的影响，老百姓的收入就不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在这些方面一定要想办法。
多年来，居民的消费不旺，或者说是扩内需扩不起来，根本原因是居民的收入在GDP当中占的比例一年比一年少，这样就没有办法扩内需。居民的收入增长比我们的经济增长一般都会低一些，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
我国GDP的分配，也就是政府、企业和个人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其中政府的收入比例是基本合理的，因为从世界190多个国家的平均数来看，政府收入占GDP的40%。社科院的报告表明我国政府收入有12.9万亿，人均1万元，占GDP总量的35%多一点，在合理的区间。居民收入的比例不大好算，单纯的居民收入和政府收入有很大一块是交叉的，政府收入转变为社会保障和民生方面之后也属于居民收入，所以居民收入是否合理，以最终消费率来衡量是比较客观的。我国的最终消费率由改革开放时的62.5%，降到现在的46%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全世界各国平均最终消费率是65%，我们46%，低了19个百分点，说明居民在GDP当中占的比例太小了，所以我们的内需不能提高，这是根本问题。
国有垄断企业要让利，小企业要减负
那一部分钱哪儿去了？政府收入没有不合理，居民收入又少了，那一块肯定是在企业了，所以调整分配结构，就应该在这个方面想办法。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情况分两类的话，一类是大企业，一类是小企业。大企业是国有企业，小企业数量众多、困难也众多，居民就业相当大的百分比都是依靠这一块，75%-80%的就业都在小微企业，这样的情况我们提出的建议是10个字：大企业让利、小企业减负。这恐怕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所谓大企业让利，主要是国有垄断企业让利，不能过多地听国有企业的，石油、电力放出来的信息都是亏损的，我看亚布力论坛上有一些企业家，国有企业家占多数，都在说国有企业是合理的，老百姓说得都是不合理的，我觉得不能听他们的，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必须要让利。
我们提出到2020年，国有资本上缴公共财政要提高30%，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面提出来的，今年应该开始做这个事情，提高国有资本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通过这个途径来让利。国有银行、石化、移动、电力，对公共财政的上缴，2013年6月份人大有一份报告，数字小得可怜，当然国有企业、国企高管可能会叫苦，不行我们确实不能让利了，我们自身就很困难了。依我看，我是作为民间立场发言，不让利就让位。中国找你这样的一个高管还是找得到的，没有硬措施、硬手段，让垄断企业继续这样使百姓不满，国家也不好办。
所以一定要让大型企业、国有企业让利，不能让奢靡之风在这些大型企业中存在。政府去年一年抓得不错，企业要不要在今年也抓一下，比如中石油，像蒋洁敏那样的行吗？恐怕不行。所以国有企业要厉行节约、节省开支，给财政让利。
小企业要减负，这是就业的一个主平台，数量又多，占企业总数的99%，这么大的一个面。这些企业现在困难很多，主要是融资难、融资贵、成本高、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政府还不好遏制，因为刚才前面分析了，我们的GDP当中分配居民收入的比例是小的，所以说劳动工资的上涨是合理的，那么就要减负了。
怎么减负？一是税收，结构性的减税，还要继续认真地贯彻下去。二是各种各样不合理的收费，对于中小企业的压力也是很大的，也要进一步地清理，不能进行不合理的收费。所以减税、减费对小企业来说今年还是关键。小企业能够活起来，融资问题能够帮它解决，使它便宜一点，税收少一点，小企业就活起来了。小企业活起来了，那么整个就业形势、居民增收的形势就会有一定的把握。这是关于小企业的问题。
民营金融机构是打破商业银行垄断的希望所在
与小企业减负有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尽快给影子银行去“影子”。如果影子银行真的去了“影子”，我国的金融风险问题会大大降低，小企业融资成本会有所降低，所以这个问题不要小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现在一说影子银行，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众说纷纭，什么是影子银行？我们的比例有多大？我的理财产品是在国有银行出的，是影子银行吗？这些没有必要争论。金融必须要有严格的监管，这是世界金融危机对各国的教训，凡是没有实行有效监管的借贷关系、投资活动，我认为都是影子银行。有些监管，包括各种各样银行里面的理财产品，包括一些投资公司，包括各种各样的融资平台、私募基金、P2P、理财机构，都应该是影子银行。这些影子银行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风险的一面，所以应该很好地“去影子”，实行规范、有效的活动。
据我了解，一些民营的理财机构做得很不错，我认为这一种形式是打破商业银行垄断的希望之所在。它们促进了利率的市场化，解决了小微企业的很多困难，应该进行保护、引导，当然也要实行监管。不要一说“去影子”，我们就把这些机构弄得灰头土脸的，从我这儿来看它们大多是积极的，是做得不错的。
有人问有什么根据？我的手机里面每天收到国有企业理财产品的信息，利率是多少？过去都是4%、5%左右，现在是6%，而这些理财公司给投资者的回报率10%以上，有的12%，如果再不搞钱就都到那儿去了。而且国有银行理财产品的风险有的比P2P的更大，它也是找中介，中介怎么折腾它也不知道、也掌握不了，都在表外运行，所以这些问题必须进行解决，要保护好的民营理财结构，发展P2P的理财形式，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同时要实行有效的监管。
这种形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对于一统天下的银行垄断是必定要打破的。马云有一句话：“银行不改变，我就改变银行”，我很赞成这句话。互联网有这个力量，你不改变，我就改变你。你的暴利多大，获取这种暴利后上缴公共财政有多少？为什么让你去获取暴利？所以要在统一的标准之下进行监管，那么就要立法。立法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最快的一次是《反分裂国家法》的立定。但是其它的法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不能等到立法。
怎么办？国务院可以搞一个法规，搞一些基本的法规，边执行边改，边执行边看。所以我建议国务院尽快出台一个关于影子银行的管理法规，既扶持积极的方面发展，又遏制或减少一些可能的风险，让它健康发展。若要让金融机构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就必须要有足够的民间机构与国有银行竞争，只有在竞争的情况之下，贷款利息率才有可能达到合理的范围，现在的一些利息在20-30%之间，高利贷是很高的。如果有竞争，谁的利息低，我当然要找低的，只有在这种竞争之下才能让存在的利率差走向合理，而不是成为金融机构谋取暴利的情况。
我们改革，既要有勇气，又能够有步骤地推进；既要解决长远的问题，又要着眼于现在的具体问题，那么，今年的经济一定会比去年好一些，而且改革的情况也会顺利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