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全球经济增长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不再是一枝独秀，发达国家正在摆脱困境，走向复苏，但要彻底修复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创伤仍需时日。在这一国际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其走势如何，倍受关注。本文从国际视角对此进行了初步分析。
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金砖国家为主体的所谓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一直是支撑着世界经济没有陷入更深的衰退之中，并呈现出微弱复苏的重要力量；而发达国家，特别是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则一直在泥潭中挣扎。然而，近两年世界经济增长的这一格局正在发生微妙变化：发达国家似乎开始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潭，如美国经济今明两年预计可增长2.8%以上，日本经济也在1%以上，欧元区经济摆脱衰退由下降转为增长。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速则在放缓，2012-2015年的年均增长速度预计为5%左右，比2010-2011年均增长速度回落了近2个百分点（详见表1）。
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成员，中国与他新兴经济体一样，也未能独善其身，经济增长速度从2008-2011年年均9.6%放缓到2012-2013年年均7.7%的水平。实际上，从年度增长看，中国经济从2008年就已经开始放缓，而且，放缓的大背景不仅是国际金融危机，而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34年年均增长9.8%，特别是2003年以来近10年10.4%的高速增长（见图1）。从季度增长看，这一放缓趋势更加明显（见图2），已经从2010年一季度增长12.1%，放缓到2013年四季度的7.7%。
面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这一走势，人们不禁要问：这只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其演变的可能路径是什么？
二
尽管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放缓，但我们分析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今后10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增长速度不会继续回落，而会在8%左右的中高速区间波动运行，即中国经济已经由过去34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回落到8%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区间。我们做出上述判断的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受国际环境大背景的影响。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采取了宽松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及一系列相关宏观调控措施应对危机。六至七年过去了，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与危机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尽管发达国家经济有所恢复，但由于失衡结构的调整，国际金融秩序的修复和完善，科技创新，吸纳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高福利和老龄化导致的高负债等均需要时日，均存在不确定性，国际经济在今后二至三年仍将维持低速增长的格局。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则迎来了许多新的挑战。
一是发达国家危机后的“再制造业化”进程初步完成，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商品的出口形成了新的强有力竞争。
二是发达国家经历了六年阵痛之后，经济开始逐步复苏，加上持续不断的刺激政策，流动性充裕，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主权债务负担不断突破警界线，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已经到了不得不退出的阶段。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着由此形成的大规模资本外流冲击，币值将会大幅波动。过去几个月来，所谓“脆弱五国”（BIITS,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南非）的货币贬值10%-25%。
三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随着国际金融货币市场的波动而波动，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新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对国际大宗商品依赖较大的中国、印度等国来说，影响更大。
四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较几年前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从而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竞争力。
五是通货膨胀问题始终笼罩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过去六至七年，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出现麻烦，大量资金涌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使这些国家的信贷出现超常增长。以中国为例，2008-2013年现价GDP的增长幅度为1.14倍，而M2的增长幅度达到1.67倍，人民币贷款的增长速度达到1.72倍，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增大。
六是环境与资源问题日益突出。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大家均处在加快发展的爬坡阶段，对于环境保护和资源有效利用往往注意不够。但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环境与资源问题正在成为制约因素。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成员，自身抵御外部冲击的条件要好于其他国家。我国的财政及国际收支状况良好，提高了抵抗力。我国主动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并开始调整结构、转型升级，对外部冲击的适应性要好些。我国价格上涨幅度不高，因产能过剩，生产者价格指数仍在下降，通货膨胀的风险和压力也小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的制约等则甚于其他国家，需引起注意。总体看，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仍不宽松。
第二，受国内客观条件的制约。主要是资源短缺、环境承载能力下降、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脆弱、经济结构失衡等制约。
一是资源制约加剧。目前，我国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石油可开采储量、人均天然气可开采储量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在国内供给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原油、铁矿石等主要能源、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
二是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下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总体上已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土壤、水资源、空气等污染严重。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结果，我国中重度污染耕地已达到5000万亩左右。邀请环保局局长下河游泳成为百姓申诉河流污染的调侃手段。全国大范围、长时间的雾霾天气也成了百姓的切肤之痛。
三是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脆弱。处于改革过渡时期的养老保障体系，覆盖面不全、保障水平低、不同群体差异大、跨区域流动性差、个人账户不够充实等问题亟待解决。
四是劳动力等成本攀升，产品竞争力正在减弱。随着民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全球性热点问题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日益凸显，特别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我国过去六年，农民工的人均工资水平，年均增长14%左右。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年均提高幅度也在10%以上。随着劳动力等生产成本的攀升，中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正在减弱。
五是经济结构失衡。长期以来，过于依赖投资、过于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仍没有发生本质变化（见图3）。对外贸易顺差不断扩大，2013年末，国家外汇储备已超过3.8万亿美元。与此同时，2003-201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年均增长速度已经达到13%以上，再要加速也很困难。因此，这种结构下，要改变过于依赖投资、过于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增长速度势必放缓。
第三，有主观动机。针对国际经济仍不宽松的大环境，以及国内资源短缺、环境承载能力下降、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脆弱、经济结构失衡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为了争取经济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我们主动采取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为结构调整、提高增长质量、增加经济效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必要条件的宏观调控政策，主动调低了经济增长目标，以增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抗压能力。
第四，有支撑条件。一是获取改革红利仍有很大空间。过去35年中国经济能够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是通过改革释放体制机制变革的能量，即获取改革红利。35年后的今天，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具规模，但还有许多地方不完善，进一步改革的空间还很大。通过进一步改革还能够继续释放红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对此做了全面部署，相信随着有关改革措施的陆续出台和实施，中国经济发展将能够继续享受改革红利。二是新“四化”潜力巨大。中国正处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充满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以其中的城镇化为例，2013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仅为53.7%，远低于高收入国家80%的水平，与相同发展阶段其他国家的差距也很明显。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所谓常住城镇人口，实际上是长期在城镇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所享受的城镇化内涵与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仍有较大差距。因此，我国城镇化发展空间依然较大。城镇化深入推进，既能够激发更多的投资需求，又能带来消费需求的增加，对经济将产生持续的拉动作用。三是“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依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所谓“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是指以县政府为主体、以一个县的地域为边界的县与县之间相互竞争的发展模式。我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域，平均每个县级行政区域国土面积3000平方公里，人口45万。县级政府能够运用的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较大。如此众多，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体之间开展竞争，能量是巨大的，它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当然，这一发展模式也具有天生的缺陷，运动员或准运动员同时兼任裁判员，使市场经济竞争负外部性的监管主体缺位或大大弱化。更有甚者，某些时候、某些县级政府自身就沦为了负外部性问题的制造者，更奢谈监管了。“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 的上述固有缺陷，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主要困难的重要诱因，尤其是高投资的重要诱因。对于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我们必须客观看待，既要看到其积极作用，又要看到其存在的问题，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兴利除弊，逐步加以规范，在控制好地方债风险的基础上，让其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第五，经济增长速度已经稳住。从近两年经济运行的结果看，无论是年度的变化，还是季度的变化，都说明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大体稳定在8%左右的区间。
综上所述，今后10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由过去10%的高速区间，回归到8%左右中高速区间。实际上，包括美国、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走过的路子也都说明，一国经济在经历一段高速增长之后，需要有一个调整期，增长速度会回落一些，但这种回落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波动式的。
三
面对上述变化，中国应如何应对呢？我们认为：
一是统一认识，顺势而为。应该积极评价、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调整的事实，要看到8%左右的增长速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仍然是一个很高的速度，与新中国成立65年来的年均增长速度相比也是一个很好的速度。不过，也没有必要不惜代价，硬撑着继续刺激出不可持续的高速增长。应采取积极措施，顺势而为，把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8%的中高速水平，将国民经济引入持续健康发展轨道。
二是抓紧转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要利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较紧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形成的调整经济结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共识，采取信贷、税收、财政等政策措施，支持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经济发展从过去简单靠规模扩张取胜，转为更加依靠质的提高取胜。
三是继续利用好改革开放红利。要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改革开放部署，扎实推进各项改革开放，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为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图略）
郑京平 作者系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