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富士康爆发群殴骚乱，表面看起来是企业自身管理弊端的又一次爆发，但深层次原因则反映了我国制造业目前所处的窘境：工人的工资水平在提升，但仍然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企业利润空间却大幅压缩。我国正逐步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代工模式的优势丧失殆尽，富士康们不能一味指望政府的政策扶植。而地方政府在吸纳富士康这样大型企业入驻的同时，也应该注意软件设施的建设。
并非血汗工厂 只是工人挣得太少
一直以来，富士康等代工企业都被冠以“血汗工厂”等恶名，但实际上根据美国公平劳工协会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工厂里并没有使用童工，病假期间的薪资也比中国当地法律规定的要高，富士康也已解决了导致爆炸的铝制粉尘问题。
而且富士康也在提高工人工资水平，并为此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但工资与工时严重不成正比，让工人的情绪始终处于一种濒临爆发的状态。
尽管调查也显示富士康员工的加班时间超过了法律规定，有时员工要连续无休地工作11天甚至更长时间。但也只有17.7%的富士康员工认为工作时间太长，而48%的人认为工作时间合理，33.8%的人甚至希望工作更长时间。
为何工人们会愿意主动加班？要知道富士康在按时间付工资上表现很好，它的工资标准也比当地最低工资高，但还是有64.3%的人认为自己的工资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工人经过如此长时间的加班之后，仍然不能获得基本生活所需要的工资水平，这意味着富士康的工资与工时严重不成正比。对此我们除了指责“万恶的资本家”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可以探究。
近年来受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冲击，珠三角掀起代工企业经历过多次倒闭潮，存活之道就是“精实管理”。所谓“精实管理”就是十个人工作交给五个人做，中间节省下来五个人的成本，可以移作企业利润。
面对劳动成本低的优势逐渐流失，想要活下来，代工企业只能够推行精实管理。过去赚的是“机会财”，现在经营成本垫高，要赚“管理财”。
之前的几年，尽管在全球经济衰退阴影下，富士康遭遇了裁员风波、股价急挫、订单大幅削减。代工IPod、摩托罗拉手机、索尼PSP、诺基亚手机、戴尔电脑……富士康摇身一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出口企业以及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合同生产商，全球超过40%的电子产品都是富士康生产的。富士康的成功就在于这种精实管理。如今情况却有了新变化。
饱受压力之下，富士康宣布，自2010年6月1日开始实行基层员工涨薪三成计划。但对于拥有120多万名员工的富士康来说，经营压力剧增，导致富士康国际此后提交的半年报都是亏损。据富士康国际透露，仅去年，其用工成本增长幅度达33%。
用工成本的激增让本就利润率极低的富士康雪上加霜。去年，苹果运营利润率已经从2005年时的12%增长到了31%。而富士康却从3.2%降到了1.1%。
受此影响，富士康已将部分生产业务从昂贵的沿海地区转移到内陆省份。但随着全国各省市都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即使是内陆省份也不例外，这让富士康的算盘打得有些落空。而且在用工高峰来临之际，又不得不从全国各地招工送到山西工厂，表面上看是加剧了厂区秩序压力，但实际上是从高工资水平地区与低工资水平地区之间的差异导致了摩擦。
富士康折射中国制造业之殇
一方面中国的制造业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技术升级，成为苹果这样拥有自主品牌的高科技企业，另一方面却受到来自东南亚地区低成本的挑战，众多代工企业转投他国建厂。甚至连墨西哥这样的人工成本稍高于中国的国家，由于毗邻美国，其制造业的崛起也给中国制造业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有数据表示：富士康代工一部苹果手机，只能拿到不到2%的利润。苹果公司是不可能从其利润中拿出哪怕再多一点的分成来补贴代工企业，这就决定了富士康利润只能靠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但随着我国逐步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代工模式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富士康的困境也就越来越明显。
对此富士康很难再进一步提高工资水平。如果拥有超过120万员工的富士康继续提高员工待遇，则其每年的运营成本将会增加数亿美元，而且还会导致在华其他制造商被迫向富士康看齐。这种潜在的风险，已经导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增速连续数月下降。
这也对国家宏观调控提出了挑战。虽然近来国家也出台了一些稳外贸的政策，但力度明显低于市场预期。此前市场传言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上调至17%，即实现全额退税，并未成为现实。而且业内认为，出口退税的上调空间不大，对企业实际影响也不大，更希望政策能够稳定一些，特别是不要再增加企业负担，企业自己想办法度过难关，而非政策上随外贸形势频繁变化。
此外，最让人担心的是，参与骚乱的主要是今天所谓的穷二代。他们缺乏较高的工业技能，因而生活质量仍然较低。但工人对自身权益维护的觉醒和要求享受更高待遇却与富士康军事化非人性管理的矛盾日益突出，矛盾不可避免，“群殴事件”迟早爆发。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微博)日前撰文指出，穷二代阻碍了物价改革和经济转型。他认为对策就应该是提高穷二代的福利水平，增强他们对物价上涨的承受能力。在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给予支持，在基础教育、中考、高考和就业等方面给予公平机会，在物价上涨时给予补贴，这些对城市外来低收入务工人员及失去劳动能力人员的福利或公平待遇，其成本是容易计算的；同时，相信为此而付出的成本总额要远低于所谓的维稳成本。
但一些地方政府却在稳增长和保政绩的作用下，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些。当山西、河南、四川等内陆省份本着增加就业的目的千方百计，开通各种绿灯，许下很多优惠承诺，才促成富士康等代工企业入驻。
但由于对用工高峰的判断不足，配套设施也不完善，导致工人来了之后也无法安心工作，更加剧了来自不同地区人员之间的摩擦。此次骚乱也给这些省市加以警示，一个十万人左右的工厂设立，不仅仅是厂房和设备的投入，更多软件投入，虽然在短期内无法产生GDP，但却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必要基石。
结语
富士康如今的困境显示出中国制造仅有的优势正在消耗殆尽。中国目前不是急于通过基建拉动经济增长，而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大产业升级投入，特别是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