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的观点是，概率很大。
香港和新加坡的海商法律基础和原则仍是英国法，既然英国法已经不能适应航运发展的需求，香港和新加坡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相比之下，英国法不是中国的法律，我们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上海的这一优势应成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另外，在中国现有的法律制度基础上，上海还有一个“后发先至”的优势。“我们目前还不如西方传统的航运国家，但是落后本身也存在优势，即所谓的后发优势。”赵劲松说。
当然，如何发挥后发优势是关键。雷海非常赞同“与国际接轨的新观点”。他向记者表示，中央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不是人家转弯了，我们也要跟着转弯，而是我们要走斜边走捷径赶超上去。
一手抓话语权 一手抓定价权
正如多数业界专家所言，中国目前的形势好比“微笑曲线”，即低端的制造业在中国，曲线高端的两头却在国外，核心问题就是既不掌握话语权也不掌握定价权。而话语权和定价权恰是制定新的国际航运游戏规则的两个重要抓手。
制定格式合同抓话语权
“没有话语权即没有发言权，没有发言权就基本上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上海海事大学校长於世成曾这样表示。记者发现，多数专家把话语权的突破口指向了格式合同的制定上，主张制定适合自身发展同时也适合国际航运需求的新的格式合同。
据了解，现在国内通用的格式合同基本上都是国外编制的，如造船合同、期租合同，航次租船合同等。所幸的是，从政府到行业到各个企业都看到了制定格式合同的重要意义，并已着手开展此项工作。
目前中远、中海等大型航运企业都有自己的格式合同。赵劲松认为，企业的格式合同为以后研究出台上海格式合同做了一个量的积累，量的积累是为了实现质的飞跃，质的飞跃就要由政府主导。
其实，中国研究自己的标准造船格式合同已经有3年多了。不久前，即2011年1月4日，CMAC标准造船合同（上海格式）正式发布，并且得到了诸多船厂和船东的积极响应。
对此，赵劲松认为，标准造船合同的出台对造船行业发展和提升海事仲裁的影响力都是一个很好的推动，但重点要强调的是政府搭台、行业唱戏，要整个行业的主要经营者们坐在一起唱戏，才能达到制定游戏规则、进而取得话语权的长远目标。
上海已经认识到格式合同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意义。大家的共识是，中国的航运硬件已经不是问题，软件不是大问题，只要政府充分认识到软件的重要，改变是非常快的。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人才。
上海海事仲裁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格式合同的制定，需要既有丰富的实务经验，又有高深理论造诣的人才，他们能把实务的东西总结出来，从而形成文本。
赵劲松认为，政府的作用和功能可以在此时得到很好的体现。即，政府可以吸引、聚集这方面的优秀人才，在格式合同的研究、编制和推广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当然，初期政府不会有任何经济利益，甚至要花钱去印制格式合同免费派发给交易商，但长远的利益是这将有助于大大提升上海在国际航运业中的地位，能够通过交易量的不断增加使自身发展得越来越壮大。
规范航运交易抓定价权
在航运领域，一步步迈向航运强国的中国在定价权面前仍显乏力。
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进口铁矿石6.3亿吨，对外依存度从2002年的44%提高到69%，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铁矿石进口国。2009年中国大豆进口量为4255万吨，同比增长13.7%，每年消费大豆5000万吨左右，也就是说80%的大豆需要依赖进口。自取消大豆的进口关税和配额限制后，中国已经从大豆出口大国变成最大的进口国。还有橡胶、石油等凡是严重依赖进口的大宗商品，价格常会大幅波动。
其实，伦敦、香港国际航运中心无非在做三件事。一是以海事法律为核心的游戏规则的制定；二是航运金融、保险、再保险、期货交易、投融资，这些活动的核心功能是控制定价权，其参与者都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三是航运交易，这直接决定了定价权。这三个方面恰恰是中国目前所欠缺的。
另外，航运业的特点决定它是一个产业链非常长的行业，模块多、模块间的界面多。整个航运产业链是靠界面把模块串在一起的，而这些界面是什么，业界专家认为，就是航运经纪人。可以说，航运经纪人直接掌握了定价权，航运经纪人所把握的交易方式极大地压缩了中国船舶和航运业的利润空间。
“这里又是‘微笑曲线’效应，不是降低劳动成本，缩短生产周期就能盈利，不掌握话语权和定价权，永远难以摆脱‘洋打工’的角色。”赵劲松向记者解释道，“要盈利的根本问题在于转变交易方式。”很容易理解，现在是买方市场，经纪人服务于境外买方，就势必拼命压低卖方的价格，而中国是世界工厂，中国的产能越大，损失可能越大而不是盈利越大。因此从这个意义讲，解决问题的核心之一是掌控航运交易环节，在交易界面上留住利润。
此刻，政府的功能将充分发挥作用。赵劲松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航运交易市场，让大家进市场交易，在市场里给交易者自由，让他们自行商量运作方法，政府不过多地干预，只是用一些行政手段加以约束。如此一来交易透明了，既可以解决诸如阴阳造船合同等弄虚作假的问题，也能集中大家的智慧，很多游戏规则就可以产生了，自然就成为了新的游戏规则制定者。
正如於世成所言，中国航运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游戏规则的制定、修改和形成过程中必然要求体现出“中国因素”、中国利益，这已经是业界的共识。但大量的业务习惯上升为法律、上升为航运游戏规则，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