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上去，好像都是“中国制造”惹的祸。
“中美、中欧的纺织品贸易摩擦，仅仅是个序曲，今后有关家电、钢铁、计算机等贸易摩擦还会接连不断。”昨天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中国企业联合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联合主办的中日商务合作研讨会上，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教授的开场白语惊四座，“所以，学习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是中国企业的必修课。”而日本经营学博士安室宪一教授向记者表示，中国
要彻底和平解决与欧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经济摩擦，是今后20—30年中国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
彻底解决摩擦需要时间
谈起贸易摩擦，安室宪一教授向记者表示，日本可谓是饱受攻击、经验丰富：上世纪70年代贸易摩擦限于纤维、钢铁、家电，80年代则是半导体、计算机、汽车，而90年代则成了富士与柯达的争端、东芝事件等。继日本之后，如今，在与欧美的贸易摩擦中，中国已成为众矢之的。彻底和平解决中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经济摩擦，是今后20—30年中国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为何会有如此繁杂的贸易争端？安室宪一答曰：“除了价格因素之外，现在欧美不断增设的环境限制及非关税壁垒已成为中国制造很高的一道坎。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中日两国可携手合作，寻求双赢的解决之道。”
安室宪一还表示，欧盟环境保护标准的引入，对中国制造而言已是危机四伏。按照欧盟《关于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规定从今年8月起，生产企业必须负担回收处理报废家电及电子电气设备的费用，每台洗衣机80元、每台微波炉43元、每台冰箱148元、每台大型电子设备44元。而这些中国制造的厂商其出口商品利润原本就比较低，如此执行该规定的话，生产厂商必定会出现赤字。此外，欧盟从明年7月开始，实施《关于在电子设备中禁止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全面禁止使用铅、汞、镉、六价铬、聚溴二苯醚和聚溴联苯等6种有害物质。以上两个环保标准的引入，对中国电子产品出口的影响将超过300亿美元。
中国制造背负着亚洲摩擦
樊纲则向记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制造，是真正的中国制造，还是亚洲制造？他表示，在亚洲经济一体化逐渐形成过程中，亚洲各经济体已形成了这样一条产业链：日本、韩国等向中国提供资本、技术，新加坡等向中国提供金融、贸易服务，其他的东亚各国则向中国提供资源、能源、半成品等，这些要素在中国大陆进行组装，然后再由中国销往欧盟、美国及其他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贸易收支总体平衡，但具体来看，中国对亚洲各国都是贸易逆差，对欧盟是小幅贸易顺差，对美国是较大贸易顺差。也就是说，中国制造其实已经成为了亚洲制造，而且亚洲各国都在这一产业链中、即中国制造这一环节上，得到了好处，而在全球贸易过程中出现的贸易摩擦为何所有的摩擦都得让中国来承担？
惯于从宏观角度作经济透视的樊纲表示，中国经济宏观波动问题是中国经济界最为关心的问题。过去一年的宏观调控已经开始显效，今后二三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保持在8%—9%，从而顺利实现经济软着陆。相对于前几年非正常、超常的增速，8%—9%的增长仍会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因而中国经济发展仍是有活力的。
微笑曲线：不美丽的陷阱
安室宪一给记者画了一张图：作为上游阶段的新产品开发、设计、模块化生产与下游阶段的服务、应用软件、工程咨询，都属于高附加值的产业，而处于中游阶段的组装、物流则属于附加值的低谷，由此便是一张两头高中间低的“微笑”曲线。他认为，中国企业大多属于低附加值的组装、物流领域，利润较少。建议改变中国产品附加值低的现状，产业结构向左或向右高附加值领域转移。
然而，安室宪一的建议，却与樊纲的观点起了“争锋”。樊纲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与就业联系起来。为什么中国农民收入这么低？为什么中国工人的收入也不高？原因一条，都是因为中国劳动力太多，无法实现充分就业。他说，中国现在仍有3亿农村劳动力有待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而即使按现在的速度创造就业，也需要近3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充分就业。不过，这也表明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具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因而，中国要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来料加工型等“低端产业”。争取在20—30年内，尽可能地把“低端产业”留在中国，为农民的转移提供就业。
樊纲称，当然，中国经济还需要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只有10至15年历史的新兴企业，因而要发挥“后发优势”，以较低的学习成本，快速掌握发达国家、先进企业已经积累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