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源自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风暴未息，加上近年欧债危机萌发，整个世界经贸不景气，我国海运业深陷萧瑟“寒冬”之中，其市场之供需失衡及运价之低迷徘徊，为历所罕见。虽我国海运界“头拱地”全力应对，抱团取暖，共度时艰，但可预见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笔者认为，中国海运业欲求长治久安，从容面对周期性的经济震荡，除业界本身确需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外，关键之举是要从国家战略高度界定海运业的产业地位，将海运业发展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尽快制定促进我国海运业发展的产业政策。
明确海运业产业定位
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取决并依托于国家对该产业在国家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和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中所占地位的认定。因此，制定促进海运业发展产业政策的前提，是国家必须对海运业有一个正确和科学的产业定位。
海运是经由航海活动所实现的人和物的空间物移，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活动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之一。因此，海运业应属于基础产业范畴，是在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中起根本性作用与基础性作用的产业。离开海运业的服务性劳动及其所提供的非物质性服务产品，其他相关产业的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都无法为居民、社会和生产所消费。
必须看到，海运业并不是一般的基础产业，它是一种战略性基础产业。从产业理论角度看，所谓战略性产业，是攸关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死存亡而不得不发展的产业，它涉及国家的本源竞争力，关乎国家地位、国家安全、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有着很强的历史时空性。
核心地位无法替代
对于何种产业可纳为战略性产业的评判标准，一般多以该产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整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来衡量。也就是说，如果某种产业是国家经济实力和财富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则可将之认定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如能源产业、材料产业、钢铁产业、信息产业等。
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能泛而论之，上述不过是评判标准之一，应该而且可以存在评判标准之二，即尽管某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整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相对不大，但只要符合以下几点，就应将之认定为国家战略性产业。
其一，在维护国民经济正常运行中，该产业是不可或缺的，一旦缺失，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将会卡壳和中断；其二，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上，该产业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其三，在实现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该产业具有非常明显的助推或制约作用。
从这一评判标准考察，海运业无疑应属于国家战略性产业。虽然海运业提供的服务产品所创造的直接GDP较之某些战略性产业并不大，但它完全可以充分满足上述评判标准之二。
首先，海运业是国民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它承担着我国90%以上进口铁矿石、石油、粮食、煤炭等战略性物资的运输任务，承担着国家沿海、内河地区大宗生产与生活物资的运输任务，一旦缺失，诸如能源、钢铁、化工等战略性产业以及沿海、临江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均难正常运行，整个国民经济也将为之卡壳。
其次，海运业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它在国家战略物资运输中的核心地位是其他任何产业无法替代的。一旦海运受阻，则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将无从保障。此种重大的战略价值在战争时期或突发性的非正常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届时唯有强大的国轮船队，才能及时地服从国家的征调，并有效地胜任运送军队人员和军需物资的指令性任务。
再者，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已逾10年，中国的经济与市场已完全和世界融为一体。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继续健康、持续的发展，海运业对我国实现强国战略至关重要，它是有效参与全球资源与市场配置的重要手段。
从历史上看，“强国毕竟赖航权”。葡、西、荷、英、法、德、俄、美等国的发展史为我们阐释了这样一个真理：世界强国的崛起，都离不开海运业。当代中国欲在21世纪和平崛起，舍此莫有他途。
建议制定海运业“龙头大法”
促进海运业发展的政策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就其要旨而论，试提出以下几点供参考：
国家应明确认定并宣示海运业是国家的战略性基础产业。在产业发展顺序与规划上，将海运业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予以相应的优先权。
国家应在资本结构、财政投入、税规调控、产业互构、货载保障、船舶建造、人力资源、行政管理和技术标准等方面，从具体国情出发，参考国际惯例，制定一整套能积极促进海运业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扶持政策，有效地提升中国海运业的国际竞争力。
鉴于海运涉及国家多个行政管理与经济运行部门，为使海运政策能顺畅落实，必须以国家层面的法律和法规确立之。因此，国家应尽快从质量、数量和速度上，加强海运业的法律法规建设。要尽早制定海运业的“龙头大法”，调整和完善相关的分支性、辅助性和支撑性的海运法制体系，使之具有国家层面的权威性、系统性、协同性和可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