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6月1日前签订的合同有4.2万吨，如果全部按照新的退税政策执行，退税减少和出口税增加合计费用达1960万元。”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感慨的新政策，是自7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
事实上，近一段时间出口退税政策频调的初衷是限制“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作为受政策影响较大的钢铁行业，从目前的实施效果看，无论是出口退税的调整，还是近日对钢材出口实施的许可证管理，其抑制出口的效果都不明显。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顾问吴溪淳上周接受本报专访时建议，应对钢材出口实施非配额的资质认证制度，加强钢铁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对钢材出口调控政策应向生产企业倾斜。
退税效应滞后
“今年1~5月，我国钢材出口贸易顺差达90多亿美元，代价是上半年出口了约4000万吨的钢材钢坯，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约1930万吨。按照生产吨钢所需进口1.6吨铁矿石计算，上半年我国多进口了约3500万吨铁矿石，随之也助涨了国际铁矿石价格及海运费价格。”
吴溪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国上半年出口钢材钢坯约4000万吨，相当于德国钢的年产量。按推测，若我国全年出口约8000万吨钢，就相当于德国、法国、英国三国年钢产量的总和。而我国钢材的大量出口所付出的是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的巨大代价。”
专家普遍认为，我国环境承载力已经不能承受钢材大量出口之重。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钢材出口636万吨，出口钢坯75万吨，进口钢材141万吨，6月份钢材钢坯净出口568万吨，仍维持高位。
对于6月份钢材出口量仍居高不下的原因，吴溪淳认为，一是目前钢铁企业的执行合同都是两个月前签订的，不出口要交罚金，企业只能承受成本增加的压力继续出口；另一个是焊管等产品从7月1日开始调整关税，6月出现了抢出口现象；再有就是国际价格高位不下，国内外价差拉动贸易企业出口。
吴溪淳表示，出口退税政策的滞后效应将在七八月显现，钢材的出口量到时或将出现小幅回落。
从目前的统计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钢材钢坯的出口量与产量占比达到了16%，这严重背离了中钢协一直强调的10%的合理范围。
谈及业界对出口退税政策频调的质疑，吴溪淳坦言，从当前的实施效果看，出口退税的调整和对钢材出口实施许可证管理的效果都不理想。据分析，第三季度国际钢材市场的需求将回落，随着国内外钢材价差变小，中国钢产品出口将随之减少。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为遏制贸易顺差，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还将继续调整。吴溪淳表示，随着市场调节，当国际市场供不应求时，我国或将继续实施临时关税政策进行调节。
实施非配额出口资质认证
事实上，按照出口与产量占比10%计算，我国每个月出口钢材钢坯应保持在400万吨左右才适宜，而目前月出口量约600多万吨。
专家认为，生产企业与贸易企业出口认证不明晰，不但影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力，部分贸易企业不良的售后也对国内生产企业信誉度造成损害。
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有1万多家公司有钢材进出口经营权，5000多家是中小贸易公司。其中，一些小贸易公司以国内销售名义从生产企业购得钢材，再转手销向国际市场，赚取两者差价，其报价甚至低于原生产企业同类产品的国际市场报价，外商借此向生产企业压价。
海关统计数字显示，在我国去年从事钢材出口的1.3万多家企业中，出口量达1万吨以上的企业有370多家，而目前我国具有出口能力的钢铁生产企业只有50多家，也就是说，大量出口的钢材均为贸易商转出口。
对此，吴溪淳表示，整顿和规范钢材出口秩序更重于限制钢材出口。他建议，对钢材出口可以实行出口许可和授权经营企业的办法，即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相关部门应对钢材出口实施非配额的资质认证管理，将钢材出口政策向钢铁生产企业倾斜，实行谁生产，谁出口的原则，加强企业自率性限制。同时，应加强企业与国外的对话，鼓励企业通过自律控制产量和贸易。
此外，还应在银行评级、企业社会责任等非关税手段方面对企业资质评价进行限制，分行业规定企业的最低工资标准，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引导，即实施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的手段。
“我国钢铁产品之所以大量出口，主要是因为环境成本太低，人权的基本保障标准太低。”吴溪淳表示，除了出口退税政策的硬性调节外，相关部门应多方面加强企业出口资质认证，从根本上遏制有不良记录的贸易企业转出口现象。
针对当前我国海关的出口钢材税目将中、低档次钢材和高附加值钢材列在同一个税目中，难以区别对待的问题，中钢协建议，应对现行税目进行一次调整，即调整钢材出口退税率和加征关税，应体现区别对待的原则，限制一般中、低档次钢材出口，支持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钢材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