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月1日起，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将正式实施，其最大亮点是明确规定了“临时工”享有与用工单位“正式工”同工同酬的权利，并赋予人社部门依法开展经营劳务派遣业务行政许可的权利。对此，很多人满心期待，但也有人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企业可能还会找空子来规避。（《南方日报》6月25日）
事实上，“同工不同酬”的矛盾在我国算得上是由来已久，劳动合同双方的矛盾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绝不能急功近利，长久以来的习惯要打破，用工单位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叼在嘴里的肥肉，而求新求变，更不可能一蹴而就。
严格意义上来说，“同工同酬”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在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就有体现，《宪法》第四十八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
然而，众所周知，所谓的临时工或同工不同酬现象，却恰恰只存在于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尤以依靠收费、罚款或自收自支及差额财政拨款的行政执法部门、事业单位更为集中。临时工的收入不及正式工，主要原因是地方财政无力承担或不愿承担，因此他们的收入只能靠罚款、收费的财政返还或“提成”来解决，如果严格按照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执行同工同酬，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庞大的临时工群体，每月注定都要增加一笔不菲的费用，如果国家没有强行规定，临时工费用由地方财政承担这笔开支，其所在部门和单位只有“加大执法力度”或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其结果“受伤”的还是群众利益。
关于同工不同酬，《人民日报》曾给出过这样一个统计数据：同一个单位，干同样的活儿，聘用工和正式工、农民工和城镇工、编制外和编制内，收入甚至会差出10倍。这种二元用工体制下“按身份分配”的现象被媒体炮轰了很多年，却至今未见改变。越是公众眼中的“好单位”，越是要讲编制的“铁饭碗”，临时工与正式工的待遇差别越大。最近爆出很多与“临时工”有关的事件，出问题时总是拿他们来堵枪口，平日工作中他们却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儿，拿着最低最少的工资。
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工同酬既是前提也是必须。如果在同一个单位尚且不能实现同工同酬，放大到整个社会又哪有什么收入分配公平可言？同工同酬在《劳动法》和原来的《劳动合同法》里都有明确规定，但一直没有得到真正落实；这次，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重新给劳动者带来了希望，但是法律的规定与执法能否做到，毕竟不是一回事。
因此，笔者认为，要确保落实新《劳动合同法》，就必须制定和细化相关的标准；加强劳动执法和监管，完善的劳动仲裁；发挥社会参与监督的机制，引导和规范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建立完善的用工和劳动保障体系。
（文/快雪时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