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以贸易制裁相威胁，强迫人民币加速升值，唱衰中国经济，这一点欧美是一致的。二是美国议员的政客因素太重。为了转移国内经济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民众不满情绪，政客们为了自己的选票，纷纷把国内问题指向国际化，指向中国，但这种错误做法解决不了美国的经济问题。

　　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是由美国经济结构和华尔街金融政策决定的。据统计，美国经过多年的去加工业和扩大金融业，已经使美国制造业萎缩，而金融资本却迅速占美国净资产的40.5%。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已经误导美国通过印发钞票、增加债务、全球采购消费品，实现超前消费，维持美国的繁荣，这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一些议员违背经济规律，将经济低迷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嫁祸于并非根本的汇率上，并不断炒作，向中国施压。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变化，不会受美国的干涉。2011年9月份，我国出口钢材421万吨，进口钢材133万吨。其中，出口美国钢材不到13万吨，呈现环比回落趋势，所以中国钢铁不必为中美汇率战担忧。

　　中国经济的承受力不比美国差，只不过是由于欧美经济的不景气，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呈现抬头趋势。2008年上半年以前，我们很少听说国际钢铁贸易中有反倾销诉讼，但是这两年明显增加，这就要求中国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适应国际市场的新变化：一方面，提高对人民币升值趋势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提高钢铁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

　　中国要尽快健全和完善金融市场

　　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法案》，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中国是否存在故意压低人民币币值的行为，以决定是否惩罚所谓中国操纵汇率的行为，在美国经济危机四伏的年代，在美国总统大选来临之际，重新捡起汇率这张牌，给世界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非同小可。中国应该对此作出战略性回应，而不能仅局限于反感或反对。

　　事实上，造成美国经济动荡不安格局的深层次矛盾，并不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收支失衡因素，而是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内部所形成的慢性病——不断恶化的“贫富差距”问题。

　　21世纪初，美国政府为了抚平贫富差距这一矛盾，有意怂恿华尔街对穷人采取了过于宽松的借贷条件，以克服穷人因为收入的限制而不得不和富人拉开生活质量差距的缺陷。但这一糟糕的政策，催生了21世纪由发达国家引发的最大金融泡沫，并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暴发。

　　美国议员的制裁“共识”缺乏经济学逻辑和历史经验的支持，简单地把中美贸易失衡的规模换算成美国潜在的生产能力，从而推算出带来就业增长的比例，而不顾中美之间发展阶段的不同、产业结构的差异和人均收入水平不同等客观因素对贸易失衡所产生的影响，强行要求中国仅仅用“短平快”的汇率手段，来调整中美之间贸易的失衡结构，负起所谓应该负起的“大国责任”，以此换来美国就业率的增长，完全是一个没有根据的自私逻辑。

　　如果真的有一天，美国把“内压”全部转变为指向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外压上，那么，中国确实要对美国选择“两败俱伤”贸易战的战略做好充分的事前准备。

　　我们自己要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形成共识，那种简单地靠接受美国升值的诉求来修复中美关系，从而“化被动为主动”，倒逼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理想主义观点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十分有害。

　　另外，我们一定要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G20的多边合作框架，替代双边打贸易战的行为，与世界其他国家或机构联合起来，建立救助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的“辛迪加集团”，通过合理的方式，去购买具有比较优势的美国产品和享受美国的服务。

　　与此同时，还要尽快健全和完善中国的金融市场，让它吸收金融领域过于集中的流动性来配置到能够给全民带来财富的实体经济发展中，从而尽快完成市场培育所需要的大众原始财富积累的阶段，使得随后而来的人民币汇率的全面市场化，能达到进一步改善中国经济运作的效率和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理想状态。

　　这样一个框架搭建起来后，中国及其经济稳定协同组织，就能够分流金融风险，让金融资本更好地服务世界经济发展。

　　马忠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