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配套的财税制度改革，产业转移将不过是一句空话。更为积极的财税和行政改革措施都在酝酿中
2005年，吵吵了十几年的首钢搬迁问题一锤定音——与北京共生了86年的首钢涉钢产业，将于2010年前全部迁出北京。
一时间，首钢搬迁成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利好消息。
但这是一个很难复制的范本——首钢搬迁并不是自觉的市场行为，而是出自国务院的行政命令。
财税瓶颈
早在首钢还没有动迁以前，关于首钢的利润分配问题就引发了一场口水战。
河北人认为，既然污染都挪到河北了，利润、税收当然应该归河北所有。
但首钢是北京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更何况还遗留给北京大批的富余职工，还有石景山地区60亿元的产业真空。
“首钢搬迁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北京和河北的分税问题。”一位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高层如是说。
但至今这个最为敏感的问题仍然没有定论。
不仅是首钢，任何产业转移都绕不开利益分配问题。中国现行的分税制是企业按照注册地交纳税款，谁拥有了企业谁就拥有了税收。在这种财税制度下，不仅是省和省之间争，就连一个省的不同地区也存在竞争。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广州宝洁终于在2004年成为独资公司，而宝洁公司最初成立时，中方拥有30%的股份。
坊间消息称，广州宝洁的独资过程中，中方是被迫退出，如果不转让股份，宝洁公司就会把在中国的主要精力，由广州转移到天津。而广州市政府为了留住这个利税大户，只能束手就范。
配套改革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肖金成认为，如果没有配套的财税制度改革，产业转移将不过是一句空话。
十六届五中全会对配套的财税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提出了要求。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撰文透露，“十一五”期间，税制上将更为积极地采取各项改革措施，包括基于东北地区的试验，将增值税转型向更大区域推广。
2004年7月1日，作为改革试点，国家对东北地区的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冶金、船舶制造、汽车制造、高新技术、军工和农产品加工等八大行业，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
东北作为改革试点的消息甫一传来，南方的老板就坐不住了，大有就此转战东北的架势。
财政部认为，东北经验证明，增值税转型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升级，提高了产品竞争力。
同时，“十一五规划建议”还提出了“减少行政层级”的改革方向。
中国行政组织的层级结构为：“中央—省—地级市—县、区—乡镇”共5个层级，并从上世纪80年以来形成了“市管县”格局。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市管县”体制弊端重重，颇遭诟病，甚至形成“市压县”、“市卡县”、“市吃县”、“市刮县”的局面，往往是“富了一个市，穷了众多县”，直接限制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导致城乡差异日益严重。
此次，“减少行政层级”首次在中央在重大文件明确提出，意味着呼吁许久的“省直管县”体制将破冰而出。
贾康认为，如果能以“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为突破口，使省以下分税制得到实质性贯彻，困扰国家多年的基层财政困难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城乡差异阻碍产业转移
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低廉。以汽车行业为例，一个汽车总装线工人的工资，在美国是55美元/小时，在德国是30美元/小时，在中国则是1.5美元/小时。
低廉的劳动力使中国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成为世界性的制造和加工基地，但也正是这种低廉的劳动力，阻碍了中国国内的产业转移。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拉大。城乡收入水平的巨大落差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不断涌向发达地区，进而压低了劳动力成本。
十几年来，珠三角GDP年均递增20%以上，但农民工的工资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调研报告显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农民工月平均工资绝大多数在600元左右。而城乡二元化的户籍政策，又使企业不用负担农民工的失业、养老、医疗等各种福利待遇，更大大降低了劳动力成本。
2005年，伴随着“民工荒”，农民工权利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十一五规划建议》把“认真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列为“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产业转移发生的前提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资源禀赋差异。可以想见，如果农民工工资能伴随着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而增长，那么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会开始向内陆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