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无论全年最终的数据是800亿美元、900亿美元还是1000亿美元,我国今年贸易顺差绝对额突破历史最高纪录已成定局。
对于绝大多数仍然苦于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顺差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即使对于我国自己,倘若在10多年前,贸易顺差也令人欣喜;但在全球框架下考察今天的中国,我们就会发现如此巨大的贸易顺差实在不值得追求,本质上不过是双重宏观失衡的表现而已。 中国外贸依存度世界之最 贸易顺差过大不是好事
第一重失衡是全球性的“储蓄-投资失衡”。上世纪70年代前期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之后,发达国家储蓄率和投资率一度锐减,随后相对稳定,90年代后期至今再度下滑,于2002年达到历史最低点,近两年方才略为反弹。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在全球储蓄和投资中所占的份额,从70年代的85%下降到目前的70%。相反,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东亚经济体)和石油生产国,储蓄率在此期间总体上一直稳步增长,出现了大量剩余储蓄。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东亚经济体和石油生产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的方式,发达国家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储蓄,美国从中所得最多。自从1971年出现23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为1893年以来首次出现货物贸易逆差)以来,货物贸易逆差已经成为美国国际收支的常态。
1971年—2004年间,除了1973年、1975年和1997年之外,其余历年美国的货物贸易均为逆差,且逆差规模增长势如脱缰之马,2004年已达6655亿美元之多;2005年1—8月累计货物贸易逆差已达4831亿美元,预计全年货物贸易逆差将再次突破6000亿美元大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其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将超过6%(2005年9月号《世界经济展望》)。
第二重失衡则是我国国内的“消费-投资失衡”。储蓄和投资畸高、国民消费过低是中国经济的痼疾,目前发达国家消费率(国民消费/GDP×100%)在78%左右,发展中国家消费率平均为74%,素来以高国民储蓄闻名的其它东亚经济体消费率也在65%以上。换言之,其它国家和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都在35%以下。但中国1980年—1989年间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GDP×100%)高达36.5%;1992年以来始终高于30%;1998年以来始终高于36%;2002年高达42.2%。
今年,我国居民储蓄持续快速增长,全社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一再上升,第一季度、上半年分别为35%、48%,前三季度合计竟然达到了53%的史无前例的水平,预计全年可达55%。与此同时,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在第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分别为48%、43%和42%,持续下降。在消费需求不振的情况下,国内市场上600种主要消费品中71.3%的品种供过于求实属顺理成章,而大量商品投入国际市场寻求出路也是理所当然。
更糟糕的是,如果当前的趋势不能得到扭转,我国国内的“消费-投资失衡”还将进一步加剧。因为第三季度中国经济的强劲回升主要还是依靠投资拉动,预计全年全社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可达55%,2006年可能进一步接近60%。如此巨大的投资,最终将转化为更加庞大的生产能力;如果我们国内消费不能同步扩大,要么是国内生产能力闲置、商品库存激增,要么是对外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经贸摩擦也因此更加激化。但我们国内消费不振的根源主要在于收入分配失衡,解决起来绝非一日之功。
中国过高的贸易顺差既然是双重失衡的表现,解决之道也相应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在全球框架下,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必须提高其储蓄率,具体做法是降低财政赤字;而在我们国内,无论解决收入分配失衡要遇到多少障碍,我们都必须坚决地做下去。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