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风向标，素有“中国第一展”之称的广交会，已隐约感受到了千亿美元顺差的压力：久久悬而未决的中美纺织品争端，不仅影响到了中国的纺织品出口企业，甚至影响到了广交会兼职翻译们的“生意”。
“两天都没等到一个外国客商，今年比往年难找多了。”小张告诉记者这句话时，站在广交会流花路展馆的门口，手里举着用中英文写的“翻译”的牌子。他是广州一所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此前已在两届广交会上做过翻译。而同班的30多个同学来兼职的，只有三四个人找到了“活”儿。
广交会场馆里的参展企业更感受到了压力。南京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聂振红说：“这次广交会开幕几天来，海外采购纺织品的客商人气一般，美国客商明显减少了。”
他们两人都不约而同对几天前报纸上的一条消息非常关心——今年我国贸易顺差将达1000亿美元。聂振红忧心忡忡地认为，纺织品争端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无关系，“美国很可能抓住这个问题，逼中国在谈判中更多让步，这样我们企业生意就更难做了。”小张则直接问：“如果明年顺差还要高，我们做兼职翻译是不是越来越难？”
其实，巨额贸易顺差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压力，已逐步开始显现。
“疯狂”顺差“疯”在何处？
统计显示，我国今年1至8月累计出口4763亿美元，同比增长32.2%；进口4155亿美元，同比增长15.0%；累计贸易顺差高达608亿美元。1994至2004年，我国连续11年贸易顺差，最高纪录是1998年的434.75亿美元，其次依次是1997年的404.22亿美元、2004年的320.97亿美元、2002年的304.26亿美元。
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表示：“如果月度贸易顺差100亿美元左右的态势能够延续，全年贸易顺差可望超过1000亿美元，比此前最高纪录翻一番以上。”
其实，今年上半年贸易顺差就已经超过去年全年顺差总额，接近年度贸易顺差历史最高纪录，实为空前未有。有媒体甚至惊呼：中国外贸出现“疯狂”顺差。那么，巨额顺差究竟从何而来？
“今年我国贸易顺差急剧增加，主要是国内宏观经济走势与主要贸易伙伴不同步。”梅新育认为。据分析，今年我国GDP增长速度虽然可望保持在9%以上，超过此前的普遍预期，但2002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周期上升态势可能已经发生了转折；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内经济仍然处于高增长期，甚至日本也出现了强有力的自主性增长势头。正因为国内经济降温，内需不振，进口需求萎靡，出口增幅则因货物纷纷转向海外市场而迅速提升，两项作用共同促使今年中国贸易顺差急剧扩大。
此前几年国内高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正在释放出来，导致某些产品出口激增。最典型者莫过于钢铁产品。据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估计，到今年年底，中国粗钢产量将达到3.9亿吨，年增幅23％；到2007年年底，产量可能达到5亿吨。2004年净进口钢铁1500万吨、作为全球第一大钢铁进口国的中国，今年上半年净出口粗钢达到了229.33万吨，预计全年净出口额将达到500万至800万吨。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陶冬惊叹——“如此短时间内发生彻底的角色改变，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原材料市场大逆转。”
“进口替代趋势，使加工贸易中原材料、中间投入品进口不能与出口同步增长，也导致贸易顺差增加。”梅新育认为。
专家指出，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也对贸易顺差火上加油，它不仅驱使一些企业开展提前错后操作，加快出口而放慢进口。而今年迄今的贸易顺差中，肯定有一部分是国际游资在人民币升值预期驱动下，通过高报出口价格、低报进口价格方式而内流。
“当然，我们也不必将今年的顺差本身看得过重。”梅新育说。尽管今年的贸易顺差绝对数额创新高，但相对规模还远不算大。用贸易差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比重这个相对指标来衡量，今年1至8月为6.8%，虽然远远高于去年全年2.8%的水平，但在1990至2004年的15年中，有4年贸易顺差相对规模超过了今年1至8月，分别是1990年（7.6%）、1997年（12.4%）、1998年（13.4%）、1999年（8.1%）。今年的这项指标仅相当于历史最高纪录的一半而已。
顺差不顺——贸易争端频频爆发
前述聂振红的担心不无道理：在国际上“重商主义”式微、经济全球化成为潮流时，很难说千亿美元的顺差是中国的福音。
伴随着巨额顺差的，是愈演愈烈的贸易争端态势。首当其冲的是今年1月1日全球纺织品贸易取消配额后，欧美援引中国入世协议中的“242条款”，对中国纺织品频频设限，无疑是今年众多贸易争端中最为耀眼的“亮点”。
商务部公平贸易局提供的数据表明，截至今年8月底，除242纺织品特别限制外，共有13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44起，涉案金额高达15.4亿美元。其中，反倾销调查35起，一般保障措施调查4起，特保调查5起。“虽然贸易救济案件数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涉案金额增长22.5%。”该局局长王世春说。
进一步的数据则表明，美国今年对我国7种产品发起关于知识产权侵权的“337项调查”，涉案金额达十数亿美元。此外，国外还陆续出台一系列技术法规和检疫标准，实施后的负面影响尚难以准确量化。
贸易争端的高发态势，与我国贸易额逐步扩大以及随之急剧增加的顺差，特别是与部分贸易伙伴的不平衡有直接关系。有研究预测，我国的国别贸易不平衡状况将加剧，贸易顺差增量主要来自美、欧。保守估算，2005年中美贸易顺差可能突破1000亿美元，中欧贸易顺差有可能达到600亿美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隆国强表示，欧美市场是全世界容量最大的市场，中国对他们的出口还将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我国面临更为严峻的贸易争端。
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占中国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在来华外商投资企业中，东亚地区经济体的企业将其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充分利用中国劳动资源低廉的优势，在中国建立组装基地。这种产业转移的结果是，这些企业大规模进口生产所需的中间产品，使中国对周边经济体形成巨额的贸易逆差，如对台湾地区、韩国均有数百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与此同时，这些产品在大陆组装后输往这些企业原有的传统市场，主要是欧美市场，导致中国对欧美市场出现较大贸易顺差。
“可见，我国只是整个东亚地区对外贸易的‘二传手’。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整个东亚地区对北美地区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这不是中方一家的问题。”隆国强说，“但这种现实无疑会给美国以口实，挑起争端籍此来以获取其他的经济利益。”
贸易依存度之辩
当然，巨额贸易顺差究竟是好是坏，不能一概而论。以对人民币汇率影响为例：一方面，巨额贸易顺差将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与此同时，巨额顺差也是国内经济降温的表现，这最终又将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向下调整的压力。两种作用究竟谁能占据上风，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又浮出水面：顺差急剧增加背后是贸易额的快速增长，我国贸易额的增长速度大大超出了GDP的增速，贸易依存度也处于不断上升之中。
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我国贸易依存度已超过60％，高于美国（18.2%）、日本（18.8%）、英国（39.5%）等发达国家，更高于印度（约20%）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的平均水平。这引起了不少人的议论和不安：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是否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杨帆教授指出，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不能简单按进出口额占GDP比重来计算，必须在深入认识国情基础上，如未来人民币升值空间，我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占很大比重等，多方面计算外贸依存度。
根据杨帆的研究成果，如果把未来人民币升值因素考虑进去，我国外贸依存度会在上述基础上降低15至20个百分点；如果扣除进出口重复计算，会降低30个百分点左右；如果以购买力平价代替名义汇率，更会降低50个百分点。
“综合考虑外资、技术、能源、金融等方面的因素，我国外贸依存度的问题不在于总量过大，而在于结构性的依赖。”杨帆说，“在能源、技术方面，以及在部分沿海地区等，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过大。”
隆国强表示，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在提倡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对俄罗斯、拉美、韩国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不错。但也应看到，我国对新兴市场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对美、欧、日3个大市场的出口增长也很快。“如何摆脱对少数市场的依赖，还需进一步努力。”隆国强说。
与外贸依存度相比，梅新育则看到了贸易顺差高增长及其负面影响，以及由此导致削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必要性上升。
“可供选择的策略通常有扩大进口（特别是战略资源和资本设备进口）和对外投资两途，其中应注意时机选择和其它相关问题。在战略资源进口和建立储备方面，鉴于目前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仍然处于高价位，可望在近一两年甚至更短时间内发生转折，并且我国国内经济降温将加快这一转折到来，因此不应急于在高价位上入市，而应当等待其价格回落。扩大资本设备进口应当限于必要的、国内无法生产的尖端设备和技术，不应损害国内技术装备产业的发展。在扩大对外投资中，应当注意约束企业经理们借机扩大自己‘王国’的冲动，避免我国对外投资沦为制造大堆烂帐和资本外逃黑洞的大跃进。”梅新育说。
纺织品贸易的经验教训——均衡发展才是科学发展
“在几年前全球纺织品贸易配额体制未取消时，我们公司在蒙古、斐济等国建了几家纺织品生产厂。今年年初纺织品配额体制终结，工厂一下子陷入了无订单可接的境地。我们公司本想关闭这些工厂，但欧美接连对中国纺织品设限，我们就把不少订单转到国外的工厂生产。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纺织品争端对我们企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使这些工厂有了用武之地。”聂振红，“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在当前纺织品争端不断、欧美接连设限的情况下，企业国内、国外的经营一定要均衡发展，这样才能有效规避风险。”
其实，这已触及更高层次上的另一核心问题：一个行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如何在内需为主和出口导向之间取得均衡？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指出，“从今年GDP增长的趋势看，投资的贡献率有所下降，消费占GDP的比重有可能进一步下降，而净出口的贡献率依然很高。总的来看，贸易摩擦还会继续加重”。他担心，今后两三年内，如果内需上升不足，经济增长中净出口的贡献率恐怕会继续扩大。届时，将有大量的压力仍会聚焦在汇率、贸易磨擦、知识产权等议题上，这些问题也难免不时被“政治化”。
净出口就是贸易顺差的另一种表述。显然，这位央行行长对于顺差的担心，已经超出了对外贸易本身。
“自从大家开始学习和接受科学发展观以来，就会越来越多地沿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去反思和改进各个领域的政策体系。（关于贸易顺差的）议题始于国际收支和汇率，却无可避免地引致消费内需的议题。希望加强对这种政策关联性的关注，并且看到更多、更深、更有创意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意见和行动。”
周小川的这番话表明，贸易顺差问题的背后，实质上已经是我国经济发展至今，今后究竟是以“内需为主”、还是“出口导向”的选择。
或许，科学发展要真正破题，从巨额贸易顺差背后的内需、外贸如何均衡发展切入，是一个可行而且迫切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