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一年，江西省纪委进行了一项大胆的探索——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中，引入社会评价机制，实现考核工作“由体制内封闭运行向接受群众评价、由上级考核下级向增加委托第三方独立机构调查、考核结果由定性评价向定量分析转变”，以督促各地党委履行好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社会评价的结果将成为研判反腐倡廉形势的“晴雨表”、评估党风廉政建设成效的“风向标”，纳入各地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成绩，并作为领导班子总体评价和领导干部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据这项探索的主导者、江西省纪委书记周泽民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这种考核方式的改进，改变了以往检查考核“自话自说”、自我评价，考核结果“干与不干差别不大，干好干坏基本一样”的状况，形成了“廉洁不廉洁、党风好不好、群众来评判”的新机制。
“这是对过去的评价体系的突破和创新。”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副主任孙晓莉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从一个封闭式的评价体系变成一个相对开放的评价体系，这将是向前推进很大一步的探索。
在孙晓莉看来，这种评价体系还原了公共权力的正确定位。“领导干部本来就不应该由权力部门本身来做评价，而应该由权力的相对方——社会公众来做评价。”
江西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以下简称“党风室”)是这项“突破和创新”性改革探索的主要执行者。党风室乃至整个江西省纪委的决策层因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让老百姓参与体制内考核
“整个评价体系顶层设计是否科学、调查结果能否反映客观真实？”
虽然早在1998年出台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中央已明确要求，要建立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机制，动员和组织党员、群众有序参与，广泛接受监督，但一直以来，社会评价机制并未在地方进行普遍实践。
“以往的考核一般是体制内的评价。”江西省纪委常委、监察厅副厅长王仁辉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上级单向考核下级，以定性评价为主，主要是听听汇报、看看资料，了解面上的情况，检查考核的社会关注度、群众参与度都不高。”
2013年初，江西省第一次由省委书记、省长和其他常委亲自带队，单独对全省11个设区市和46个省直单位进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然而，这仍然属于体制内考核。“体制的打分，一方面自己评自己，打分都比较高；另一方面，上级机关参与考核的工作人员对情况比较熟悉，知道一些工作确实抓了，就给评高分。但是群众不管过程，只看结果。”党风室副主任陈银生说。
周泽民因此提出来，是不是可以引入社会评价机制，将体制内的考核及体制外的考核结合起来。“因为如果让老百姓作为体制外的力量来评价，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更加清醒和准确地判断各地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水平、层次和社会认可度。”
这一提议得到了江西省委的大力支持。
2013年4月，周泽民亲自带队到已开展了两年社会评价工作试点的四川省去学习考察。回来以后，江西省纪委立即着手起草方案，5月便下发考核方案。5月23日，召开了全省社会评价工作动员视频会，江西省委书记强卫亲自进行了动员部署。
“毕竟这是一项创新工作。如何确保整个评价体系的顶层设计科学、合理，确保民意调查的独立、不受干扰，让调查结果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当地的党风廉政建设状况，这是关键。” 王仁辉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在省委的高位推动下，工作进展顺利。
受省纪委委托，江西省统计局民意调查中心作为第三方，采取国际通用的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方式(CATI)，于2013年6—7月和10—11月分两次分别从11个设区市、100个县(市、区)的电话及手机号码中随机抽取样本进行调查访问。调查对象包括党政领导、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两代表一委员”、企业从业人员和普通群众等不同类别，其中，企业从业人员和普通群众占80%的权重。两次调查样本达48918个。
“一个县的固定电话加手机用户有近百万，根据统计学原理，这种随机抽取样本的方式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民意调查中心主任梁步新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整个社会评价方案包括“重视度”、“廉洁度”、“遏制度”和“信心度”4个一级指标，“优化投资发展环境”、“查处腐败行为的力度”、“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干部选拔任用风气”等10个二级指标和两道开放题，随机抽样，置信度大于99%。
在这个过程中，他面临的最主要的压力就是如何确保调查结果客观真实。
“但干扰几乎无可避免。”有着相当丰富的民意调查经验的梁步新说，对来自各方的干扰，他们制定了规范严密的管控措施，防止主观和客观干扰。例如，对访问员进行岗前培训，签订保密协议；实行分批次无框拨打，电话访问实行全程录音；调查开始前，由江西省纪委和民意中心双方设置数据密码，调查结束后，现场解密汇总。
“刚开始启动的时候，确实曾经接到群众反映个别基层干部诱导群众接受民意调查的问题。”陈银生说，出现这些苗头的时候，江西省纪委多次紧急下发通知要求各地严禁采取不正当手段进行干扰，并督促当地纪委及时进行调查处理。
“作为一项创新之举，在结果出来之前，大家的心理压力都非常大。”党风室副主任廖宏说，“不知道指标和问卷设计是否科学？样本量设置是否合理？群众知晓度和参与度有多大？结果是否达到预期效果？”。作为民意调查的监督方，廖宏和他的同事们经常跑到省民调中心去随机监听电话访问。
周泽民全程参与和指导社会评价工作的具体实施，亲自实地查看和监听电话访问过程。
后来在江西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会议听取和审议2013年度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情况汇报时，强卫也坦言，“如果考核评价的结果与我们平时掌握的工作情况相差很大，南辕北辙，那我们自己心里就会发虚，到底这种考核评价准确不准确、必要不必要都将存有疑问，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
“现在看来，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还是符合实际的。”强卫说， “社会评价结果与省纪委监察厅平时掌握的各地工作情况基本吻合，这很重要。”
60分以下，市县主要领导将被“约谈”或“调整”
市县干部有时睡不着觉。唯一的办法就是干好活，让老百姓点“赞”
根据社会评价考核规则，如果年度评价结果在60分以下的市、县，将取消领导班子及成员一年内评先评优资格，并对党政主要领导进行诫勉谈话；而如果年度评价结果连续两年在60分以下的市、县，将对其党政主要领导进行组织调整。
虽然2013年没有年度社会评价结果在60分以下的市、县，但仍有部分市、县的单项指标的评价分低于60分，江西省纪委因此专门约谈了单项指标在60分以下的1个设区市和10个县(市、区)的党委书记和纪委书记。
周泽民说，突出社会评价结果的运用，目的就是促进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进一步强化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明确要求。之后，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中再次进行了强调，并进一步明确，若有失职，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
这种考核对下面的党政“一把手”和纪委书记都是很大的压力。
“我们的压力确实很大。” 景德镇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梅亦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面对考核，他们有时睡不着觉。“因为大家都在担心，不知道老百姓打分究竟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哪个一把手愿意在最终结果出来的时候被约谈呢？肯定不愿意，那就没有退路了，必须干好。”景德镇市在2013年度的两次社会评价中均名列前茅，梅亦说，“这几乎没有什么投机取巧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干活’，然后让老百姓给你一个‘赞’。修了一盏路灯或是一条道路，老百姓就‘赞’一下。”
据了解，去年景德镇市1万多名党员干部进村入户，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共走访群众43万余户、走访企业22000余家，快速、妥善地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
周泽民认为，只有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有触动了，才会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
上半年，鹰潭市的社会评价结果靠后，该市市委书记陈兴超感到意外，但他很快进行了反思：“鹰潭市的党风廉政建设基础工作虽然比较好，无论是纪检监察机构改革，还是惩防体系建设都获得了上级的认可，但上半年对抓社会评价宣传发动工作不到位，尤其是基层落实不到位。通过民意调查，确实使我们充分了解了下面的一些问题。”
陈兴超发现，老百姓打分不完全是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评价，而是对党委、政府全面工作的评价。“并不是你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搞得好，他们就给你打高分，基层组织的民生服务做得好不好也很关键。光是口号上的宣传，老百姓是不会买账的。”
2013年下半年的整改，他们将重点放在了切实解决民生问题上。“我们成立了领导小组，市委常委们带队大量地下去调研，将反映上来的问题都记下来，哪些问题一个月之内可以解决的必须解决，解决不了的说清楚是怎么回事。”
陈兴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到鹰潭两年，鹰潭花了8000多万对老城区进行改造。“路要平、灯要亮、线要齐、水要通，这个事情欠了这么多年的账，宁愿少修一条路、少建一栋楼，也要把民生做好。少修一条街看不出来，少建一栋楼也看不出来，但这个事情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
通过整改，鹰潭市成为下半年得分上升幅度最大的市。
无论是景德镇还是鹰潭，他们最终把这项工作定位为呼应和解决老百姓的诉求，以他们的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你想让老百姓说你好吗？那你必须解决他们反映的突出问题，这是关键。一是他们的民生问题，再就是他们身边的腐败问题。”余干县纪委书记吴树俭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不管是他身边的‘老虎’还是‘苍蝇’，对他们来说，那都是‘老虎’。”新闻报道中落马的那些“老虎”，其实离老百姓很遥远，村支书、村主任这一级干部就是他们身边的“老虎”。“例如我们查处了村干部虚套粮食补贴，私分、截留民生资金的问题，老百姓的反响就很强烈，这是他们能直接感受到的反腐。”
抚州市全面推行的公务消费一体化监督体系在民意调查中也获得了较高的评价。
2013年9月，抚州市在江西省率先实现了对公车运行、公务接待、公务用品采购、公务外出等公务消费行为进行在线审核、实时监控和全程监管。
“各个商家、各个银行、各个单位，都联了网。我们能明明白白看到各个单位的消费情况，只要消费，全部留痕，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查询，就连酒店接待吃了什么菜，喝了什么酒都可以看到。”抚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吴伟柱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
全面推广当然有很大的阻力，但抚州市委书记龚建华下了很大的决心。“让公务消费变得透明，从源头上遏制了公务消费腐败行为。” 吴伟柱说，今年春节长假期间，整个抚州，公务接待仅有两桌。
据统计，2013年，抚州全市公务接待费用同比下降30.2%，因公出国(境)费用同比下降14.1%，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用同比下降13.3%。
据抚州东乡县委书记谭小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较早地推行了县委工作阳光化的工程，并始终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程作为日常工作最重要的一部分。“经常过问，经常调度，经常督促落实。跟纪委书记两三天就碰一次头了解情况，掌握进度，掌握民意，推动工作的落实。”
2013年，抚州的社会评价结果在江西全省位列前茅。
让老百姓监督“需要很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针对社会评价工作，强卫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这项工作仍在不断地完善中。
景德镇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梅亦感慨：“这样的一个考核机制虽然对基层官员的压力比较大，但解决了很多问题，也就是说，没有可能去回避了，你不得不去做事、去解决问题。”
这是强卫所乐见的。2013年履新江西以来，强卫一直倡导要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现在看来，这个效果越来越明显。梅亦认为，这也是引入社会评价获得强卫高度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引入第三方的社会评价，能够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可以更加清醒和准确地判断各地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水平、层次和社会认可度。”梅亦说，这是需要很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的。
“有些领导能很豁达地去接受这样的东西(社会评价机制)，因为这对共产党执政、政府的决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当然，还有一些部门也确实存在偏见，谁愿意拿自己放到老百姓那儿去考评呢？” 梁步新评价说，“江西能迈出这一步，既是历史的潮流，亦是大势所趋。”
孙晓莉说，除了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之外，来自社会的力量也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这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
事实上，在强卫看来，社会评价本身就是一种自我革命、自我监督、自我管理。为此，他对这项创新工作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批示。
第一年的考评刚结束，党风室已经开始不断地征求个体的意见建议，重新去调整指标。
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是一项创新工作，问题当然会有，但会一直在不断地完善中。 记者 郭芳 董显苹 王红茹 实习生 上官丽娟 刘艺辉
(来源: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