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10万元和500万元都判10年左右，量刑幅度差异过大，容易导致不公。”昨日，在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时，职务犯罪的量刑标准成为了热门话题。有代表表示，目前在职务犯罪的量刑把握上，各地不是很统一，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尽量统一量刑标准。
新京报讯（记者温薷）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池强建议，应将预防职务犯罪纳入反腐“大盘子”。同时，应高度重视惩治渎职犯罪，倒逼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使权力。
“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同时更要加强预防”
昨日，池强在参加北京团全体会议审议时建议，在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同时，更要加强预防。
他表示，预防工作一方面是依托办案来进行。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能够深入发现违法犯罪的演变过程，发现权力运行监督的漏洞和盲区，总结出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检察机关发现权力和管理上的漏洞后，应及时给相关单位提出意见和对策建议。另外，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须纳入整个反腐的“大盘子”。
池强还说，今年在依法反腐方面，查办职务犯罪的力度比较大。在职务犯罪中，除了滥用职权之外，还有一部分是渎职案件，而且所占比重不小。公众对于食品药品安全、环境污染、重大责任事故、黑恶势力等案件都强烈关注，而且更加关注这些案件背后的保护伞。
他认为，应高度重视惩治渎职犯罪，将其纳入国家治理法制化的进程，纳入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当中。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的重大损失，确实造成犯罪的要坚决依法从严惩处，以强化责任追究，倒逼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使权力，严格执法，促进依法执政和法治政府建设。
“把握好渎职犯罪与改革失误的界限”
池强表示，以往认定渎职犯罪的难点就是在于责任不清，“最后追究的时候都有责任，处理的时候又下不去手。”对此，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建立权力清单，明确行政权力的界限。他认为，随着每个部门职责和权力不断地清晰、明确，一旦不作为、乱作为造成严重后果，渎职犯罪追究起来也将更加清晰。
池强还指出，在查办渎职犯罪的过程中政策性是很强的，要注意把握好与改革失误的界限，“应当保护干部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干事业、创新发展的积极性。”
焦点
“受贿10万判10年 受贿514万判14年 公平吗？”
代表热议职务犯罪量刑标准；“近年来70%左右职务犯罪案件被免予起诉或适用缓刑”
昨日，安徽团审议“两高”工作报告，职务犯罪的量刑标准成为代表的共同话题。代表在审议时质疑，受贿10万元和500万元都判10年左右，量刑幅度差异过大，容易导致不公。有代表透露，近年来有70%左右的职务犯罪案件被免予起诉或适用缓刑。新京报记者 宋识径
职务犯罪量刑各地不统一
受贿10万，判10年。受贿500多万，也判10多年。这公平吗？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臧世凯，最近关注了3个发生在不同地区的案件：第一个，受贿10万元，而且只受贿这一笔，被判了10年；第二个，受贿514万元，被判14年；第三个，受贿金额为300多万，判了10年。在臧世凯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显然在量刑的把握上有偏差。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薛江武代表也关注到这个问题。她在审议报告时建议，两高加强对职务犯罪量刑标准的研究。据薛江武介绍，按照法律规定，贪贿10万元以上，就应该判刑10年以上了。而在实践中，贪贿几十万、几百万，基本上也是判10年以上。而涉案金额在几千万、上亿的，也差不多是无期徒刑。薛江武表示，在职务犯罪的量刑把握上，各地不是很统一。
铜陵市委书记宋国权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尽量统一量刑标准。他发现，在县里，受贿一两万已经算是比较重要的案件，办理的力度也很大；在市里，查办副县级以上官员，涉案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基本上就会判10年以上。
让宋国权不理解的是，贪腐数百万元的，也是判10年以上。宋国权说，这样的量刑幅度，给下面的办案带来困难，容易引发办案过程中的不公，出现说情风和人情案。他提醒说，这些问题，一定要引起两高的高度重视。
2/3以上职务犯罪“轻刑化”
此前，对涉案贪官判刑较轻的问题一直备受各界关注。在昨日审议两高报告时，代表也提到这个问题。
据薛江武介绍，现在查处职务犯罪，贪贿涉案金额在10万元以下的，基本都是缓刑。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年来判处职务犯罪，免予起诉或者适用缓刑的，大概占到全部职务犯罪案件的70%，也就是说三分之二以上的职务犯罪轻刑化。
免予起诉或适用缓刑，意味着犯罪人不用坐牢。对此，薛江武表示，整体效果不好，要加大对量刑标准化的研究。而那些被判刑入狱的，有权人和有钱人更容易获得减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的机会。对此，有关部门已经采取措施。
但薛江武提出，检察机关如何加强监督，没有具体的程序性保障，她建议两高尽快研究出台相应的程序规则，保证监管的公平公正。
对行贿少有典型公开处理案例
最高检的工作报告显示，去年检察机关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对5515名行贿人员依法追究刑责，同比上升18.6%。对于这个力度，代表并不满意。
臧世凯说，现在惩治腐败，毫不手软。但是在贿赂案件当中，多是处理受贿人，而行贿人则免责化、轻责化，“这些年处理这么多的贿赂大案，对行贿很少有特别典型的公开处理案例。”他认为，一个受贿的人背后，可能有若干个行贿人，行贿受贿应该一并处理，“受贿的该抓，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行贿的也应该处理”。
臧世凯分析，之所以“放过”行贿人，一个现实的直接原因是，处理严了，可能行贿人就不敢检举揭发了，“他拿来行贿的钱，只是牟来的好处的一部分。”臧世凯表示，他自己的目的达到了，最后还检举立功了，这是很可恶的。
声音
官员贪腐，量刑时过多注重经济因素，其他层面的腐败显然也造成了恶劣影响和间接损失。比如现在通报腐败官员时，往往会提到生活作风问题。性贿赂也是一种贿赂，但我们往往认为这是一种道德层面的问题，无论是法院审判、还是检察院起诉，都难以量刑。建议尽快对贪腐官员有一个比较公正客观的量刑，否则贪腐问题还会屡打不绝。—全国政协委员王旭东
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