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点已经出现
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近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醒记者“要高度重视这个事情。”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在2012年出现，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我们应当在心理和政策上做好足够准备。
“判断一国是否拥有人口红利，要看两个指标，一是劳动年龄人口，一是将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分母、其他年龄组如年幼、年老者作为分子得到的人口抚养比。”蔡昉说，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就会带来人口红利，反之就没有人口红利。
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口抚养比一升一降，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我们得到了人口红利。“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逐渐减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认为，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蔡昉坦言。
经济增势将截然不同
潜在增长率“十二五”将降至7.19%，“十三五”将减为6.08%
蔡昉认为，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将使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出现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变化。“潜在增长率由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生产率进步决定，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对这三个方面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不言而喻，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会使劳动力减少。除此之外，还会使资本投入增长率放慢。蔡昉解释说，过去我国抚养比低，人口负担轻，可以维持高储蓄率，从而带来高投资，今后的情况正好相反。另一方面，如果劳动力短缺，就会出现资本投入报酬递减现象。“打个比方，如果劳动力充裕，1台机器对应10个劳动力，那么有多少资本就可以买多少机器；一旦劳动力不足，1台机器对应1个劳动力，甚至10台机器才能对应1个劳动力，这个劳动力的体力、智力能照顾得过来吗？买相同数量的机器，其产出自然会减少。”蔡昉说，“报酬递减，资本投入就会减少。”
生产率进步，既来自技术进步，也来自劳动力等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如果把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配置到高的部门，生产率就能得到改善。“过去，我们把劳动力从农业大规模转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因此提高。但是，随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用这种方式获得的生产率提升可能会越来越少。”蔡昉说。
“一句话，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因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而减速。”蔡昉说，“‘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10.5%。我们预计，‘十二五’时期将降至7.19%，‘十三五’时期更是减为6.08%。”
不该做的应对之策
勿用过度扩张投资增加需求的方式人为把经济增速拉上去
“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对此，我们必须正视趋势、坦然接受、积极应对。”蔡昉说，“应对之策，可以分为不该做的和应该做的两块。”
不该做的，就是不甘心经济减速，企图用过度扩张投资、增加需求的方式人为把经济增速拉上去。“今后，一些人或许会提出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等等。这些有驾轻就熟的手段、有实施的抓手，而且过去干得也很成功。”
“问题是，这种刻意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做法会造成产能过剩、通货膨胀、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资源环境超出承受能力等严重后果。”蔡昉说，“打个比方，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受到他身体能力和人类身体极限制约，这种体能和人类极限相当于潜在增长率。北京奥运会上刘翔实际已不具备参赛的身体能力，在各种压力下硬要上场，其结果必然事与愿违！”
“在这方面，日本的教训值得借鉴。”蔡昉说，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20年中，日本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经济也实现了年均9.2%的高速增长。当人口抚养比行至低点并在低点上持续20年左右时，日本经济增速也大幅回落至3.8%。从政府到民间都不愿看到经济减速，就动用了各种手段，货币政策始终宽松，财政政策保持扩张，大力实施区域发展政策、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刺激方案。1990年之后，日本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人口红利消失，上述刺激性政策产生了恶果，例如造成了严重的泡沫经济，以致随后陷入了年均增长仅为0.85%的“失去的20年”。
“日本人口抚养比的走势像‘平底锅’，我们的走势会像‘漏斗’，连平台期都没有，这意味着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可能掉得更快，我们也可能更不甘心。”蔡昉说，“潜在增长率下降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想尽办法一定要把经济增速拉到潜在增长率之上。”
该做的应对之策
潜在增长率不能超越，但可以通过改革的办法科学地加以提高
面对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应该做的，就是科学地提高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不能超越，但可以提高。”蔡昉说，劳动力投入方面还能挖潜，比如，今后劳动力数量虽然减少了，但劳动参与率可以提高。“1.6亿进城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从而没有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他们通常40岁左右就退休回乡了。如果能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民工就能干到60岁。这样一来，劳动参与率增加了，潜在增长率也能因此提高。”
生产率进步方面也有空间。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无效率的“僵尸企业”淘汰退出，有效率的企业能得到更多资源发展壮大，导致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提高。美国的研究表明，这种“创造性破坏”所带来的生产率进步，约占全部生产率进步的30%—50%。“如果能通过改革打破垄断、扶持中小企业，让企业平等竞争、优胜劣汰，也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该因此调整？蔡昉认为，现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即使人们还愿意生，要“长成”劳动年龄人口也得15年或者更久，难以改变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趋势。“不过，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期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应该研究适当调整人口政策。我个人认为，目前的政策底线应当是放开二胎。”蔡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