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提法首次在党中央文件中正式出现。但如何让红线不成为“悬着的线”，如何让领导干部环境考核不“问而无责”？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
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南方日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对于其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该怎么理解？
邹骥：《决定》首次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从源头、过程、后果的全过程，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阐述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成及其改革方向、重点任务。
比如说，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过去我国资源及其产品的价格总体上偏低，所付费用太少，没有体现资源稀缺状况和开发中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必须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
南方日报：公报首次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要划定“生态红线”，意义在哪里？
邹骥：资源承载能力是指在自然生态环境下不受危害并维系良好生态系统前提下，一定地域空间的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所能承载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我国不少地区在现行发展方式下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已经超出其资源承载能力极限，国土空间开发强度过高，生态空间锐减，大量开采地下水，污染物排放超出环境自净能力，等等。建立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就是根据各地区自然条件确定一个资源承载能力红线，当开发接近这一红线时，提出警告警示，对超载的实行限制性措施，防止过度开发后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
南方日报：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具体怎么理解？
邹骥：我理解这是针对领导干部盲目决策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而实行的制度。比如说，一些地方为了一届任期的经济增长，不顾及资源环境状况盲目开发，尽管可能本届任期内实现了高增长，却造成了潜在的生态环境损害甚至不可逆转的系统性破坏。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就是要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领导干部，终身追究责任。
南方日报：实行生态补偿机制制度，由谁来实施，补偿给谁呢？
邹骥：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就是在发展。只不过发展的成果不是生产工业品和农业品，而是生态产品。那么，生态产品生产者同样应该从生态产品消费者那里获得收入，这不是救助生态功能区。生态产品具有公共性、外部性，不易分隔，那么，这应该由政府代表较大范围的生态产品收益人通过均衡性财政转移支付方式购买生态产品。就是要按照谁受益、谁补偿原则，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
低碳清洁核心技术缺乏自主创新
南方日报：您如何建言应对气候变化下的国家战略？
邹骥：面对气候变化和化石燃料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所带来的近期的、长远的威胁，中国必须在两个方面上着力：必须在应对已然存在的、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影响的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免带来更多的威胁。
在走绿色低碳清洁的发展路径方面，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依赖进口，缺乏自主创新，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差距。中国仍然需要很长一段路来建立一个完善、成熟的国家创新系统。
我国迄今没有形成能源科技政策体系，现有政策缺乏实施细则。在能源研发方面投入不足。环境政策与产业政策、技术政策的配套衔接不够好。中国虽然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技术领域研发队伍，但整体水平低，缺乏高质量的研究、管理经营人才，使得创新能力不足，并且“先进成果”零碎化，系统化、工程化、产业化水平低。缺乏综合性的能源大学，缺乏针对能源行业战略规划、行业管理、审计、管理、经营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培养体系。细分的能源领域，如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等领域也缺乏专门的人才培养体系。
南方日报：我国目前在低碳领域的技术水平处于哪个阶段？
邹骥：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技术研发能力有限，尤其是在几项关键的低碳技术领域，比较落后。因此，中国很难完全依靠自身的技术研发，快速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是必要的。
拿出一部分人力物力进行生态修复
南方日报：治理雾霾最可能的路径是什么？现阶段该如何处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邹骥：经济发展肯定要消耗生态环境的资源，但是容量有限，不能无限制、无休止地消耗。超过这个容量，生态环境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就会违背发展的初衷和最终目的。但目前来看，我们的经济发展还离不开化石能源，那怎么样去实现共生协同效应呢？
在经济增长依赖化石能源使用增加的传统发展模式下，中国排放增长高于全球增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在全球低迷情况下一直保持较高增长水平的事实。在这个背后，也存在着我们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相对粗放的增长方式的影响。另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依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与农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相比，都是碳密度比较高的阶段，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体现。
处理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要控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要改变发展的方式，要向知识密集型发展，实现高附加值，依靠效率的提高来支撑经济的增长，继续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同时不至于过度消耗环境；拿出一部分人力物力做生态修复工作，做环境保护绿色产业工作，保证经济发展和环境是相辅相成的。(记者 龙金光 实习生 严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