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王是业
2017年2月22日，随着卢旺达、阿曼、乍得和约旦四国向世贸组织递交批准文件，《贸易便利化协定》（以下简称《协定》）获得112个国家批准，正式生效。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我国于2015年9月接受了《协定》，并积极呼吁各成员加快批准协定的相关进程。《贸易便利化协定》旨在通过强化信息透明、流程简化以及海关国际合作等，加速全球货物在通关环节的流动、放行和清关。据世贸组织测算，《协定》的实施将促进全球贸易成本减少14.3%，为全球带来1万亿美元的出口增长，显著扩大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市场份额。除在单一窗口、确定和公布平均放行时间、出境加工货物免税复进口、海关合作等个别措施设置过渡期外，我国将立即实施《协定》规定的其他便利化措施，这必将形成一种“拔高”机制，推动我国口岸通关治理改革，加速我国通关监管模式和标准的国际接轨，提升全面对外开放和营商环境水平。
受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的影响，近年来全球贸易陷入持续低迷，占全球GDP的比重不断降低，在这样的时间点上，各方都期待《贸易便利化协定》能为全球贸易增长注入新的动能。然而，一系列积极效应的发挥都要以《协定》的充分落实为前提。当前一些重要发达经济体逐渐背离多边贸易体系，呈现保护主义、排外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倾向，美国特朗普政府政策调整、英国脱离欧盟、欧洲右翼势力崛起等事件都增加了《贸易便利化协定》落实的不确定性。《贸易便利化协定》是WTO成立20多年来达成的第一份多边协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头有所减弱。贸易促进政策分为贸易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两个层面的议题，与便利化相比，自由化涉及更深层次的利益，往往是国家间利益冲突的焦点。《协定》主要着眼于贸易便利化议题，旨在通过信息公开、程序简化、国际合作等技术性手段提高各方通关效率、降低贸易成本，并未实质性触碰各国利益，因此便于各方达成共识，促使《协定》在订立的2年之后便得到2/3成员的批准。相比之下，全球贸易参与各方在关税、准入等贸易自由化议题上的分歧更为严重，多哈回合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上始终僵持不下导致谈判停滞。而近期，部分国家也主要采用发起贸易调查、提高进口关税等手段巩固自身利益，这导致2017年我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119起，同比增长36.8%，其中美国对我国发起的调查同比增加80%。
保护主义倾向可能减弱相关国家落实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动力，《贸易便利化协定》提出了便利化的指导措施，但并未设定具体标准和绩效目标，各国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可根据各自的利益诉求选择性地决定某一条款的完成水平。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可以着重落实出口便利化的相关措施而消极实施进口便利化的措施，以达到刺激出口和抑制他国商品进口的目的。《协定》允许成员将管制类商品纳入便利化措施的例外情况，因此部分国家也可能通过扩大管制类商品名录和抬高进口产品标准门槛等方式变相阻碍其他成员商品的输入。
保护主义倾向或驱使发达国家减少对发展中国家贸易便利化建设的支持。《贸易便利化协定》第21条指出，应向缺乏相关条件的发展中及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和支持，帮助其增强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可持续能力。显而易见，发达国家应该成为实施援助的主体，但在保护主义的引导下，部分发达国家实施“以我为主”、“以我优先”的经济政策，逃避履行国际义务，收缩和削减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从而导致欠发达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改革进展迟缓甚至停滞。成员之间贸易便利化水平良莠不齐将限制货物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制约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完善和巩固。
保护主义倾向或限制成员之间的贸易便利化合作深度。建立全球性的贸易便利化体系，重点在于国家之间在通关流程、商品标准上的对接以及货物信息的共享。《贸易便利化协定》第12条要求成员之间加强海关合作，基于对等原则开展货物信息交换和监管经验分享。但实施保护主义的国家往往采取“以邻为壑”的本位主义经济政策，回避国际合作，其单边主义、利己主义行为也会打击其他成员与其开展便利化合作的积极性，阻碍全球统一货物通关标准的形成和信息共享平台的建立。
最后，具有保护主义倾向的成员往往选择弱化甚至疏远多边经贸合作架构，将注意力转向双边经贸谈判，以减少对欠发达国家的贸易利益让渡，最大程度提高要价。例如特朗普政府执政伊始就宣布退出TPP谈判、重新商谈NAFTA，甚至声称自身不受世界贸易组织裁决。这种单边主义和去一体化的贸易策略，最终将导致全球贸易安排碎片化，阻断全球货物通关程序和标准统一的进程。
纵观当前全球经贸发展局势，特朗普上台后强推“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逐步放弃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支持；欧洲各国始终无法弥合在难民、债务等方面的分歧，保守政党纷纷得势，民粹主义、分离主义、保守主义、排外主义逐渐蔓延，无暇向多边经贸体系治理投入更多精力。在主导全球经贸发展的大国中，唯有中国坚定支持且有能力支持多边贸易架构的转型和完善，在落实《贸易便利化协定》的进程中担当主要推动者的角色。我国作为全球前两大贸易国，国内高标准落实《协定》将对全球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产生极大促进作用。我国已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先试先行，截至2017年年初，上海等自贸区已经实施了《协定》中绝大部分便利化措施，并不断向国内其他地区推广实施经验。“一带一路”沿线主要为发展中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还相对滞后，与国际标准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可充分利用自身在自贸试验区内积累的经验，将《协定》的条款作为范本，倡导成立“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委员会，制定统一的贸易便利化标准、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推进沿线区域标准对接和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为区域“贸易畅通”提供制度保障。美国新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正受到越来越多贸易伙伴的质疑和反对，我国应把握契机，发挥多边经贸体系支撑者、引领者的作用，加强同欧盟等重要贸易伙伴的合作，在AEO互认的基础上加快双方通关便利化流程标准的对接和统一，适时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欧盟的贸易便利化标准的融合。在欧亚地区普遍实施统一贸易便利化措施、构建常态化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利用贸易辐射所产生的网络外部性，吸引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落实《协定》的国际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