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
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大衰退不仅让发达经济体陷入长期经济停滞，也为新兴经济体埋下了诸多结构性增长挑战。这个世界会好吗？
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政策制定者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内向型措施，阻止了大衰退的进一步恶化，避免了第二次大萧条的到来。如今，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反作用已经开始显现，全球化以及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自由流动遭遇挫折。
在经济领域，这种新民族主义表现为贸易壁垒、资产保护、反对外国直接投资、出台支持国内劳工和企业的政策、反移民措施、国家资本主义和资源民族主义等。在政治领域，它表现为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反移民乃至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和排犹主义等。
对于那些基于全球化背景而建立的超国家治理机构—比如欧盟、联合国[微博]、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等，这些力量一直都持负面态度。即便是过去20年作为全球化缩影的互联网，现在也面临被“巴尔干化”的风险，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比如伊朗、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开始限制对社交媒体的访问，并加大了对言论自由的打击力度。
这些趋势背后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缓慢的经济复苏为民粹主义政党大开方便之门。它们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将旷日持久的经济不振归咎于对外贸易和外来劳工。此外，在大多数国家，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状况也在不断加剧，“赢者通吃”的经济只会让精英阶层受益。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体系出现扭曲也就不足为奇。时下，无论是发达经济体（比如在美国，实力雄厚的企业界可以为选举官员提供无限的财务支持，这实际上是一种合法化的腐败）还是新兴经济体（在那里，寡头通常控制经济命脉，并主导政治体系）似乎都在朝着为少数人服务的方向前行。
相反，大多数人面临的却是漫长的经济停滞、萧条的就业环境和长期不涨的工资，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很多国家，工人阶层和中产阶级都产生了一种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这一点在欧洲和欧元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上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一些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表现超过了很多主流政党。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等独裁政府，而今，一种类似的趋势似乎又要出现。
如果收入和就业现状短期内无法得到改善，那么在欧洲国家层面上，民粹主义政党有可能登上执政舞台。目前，欧洲各国普遍存在的反欧盟情绪已经阻止了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更糟糕的是，欧元区或将再次陷入危机：一些国家可能会退出欧盟，比如英国；另外一些国家可能会分裂，比如英国、西班牙和比利时。
即便是在美国，下层社会的广大白人在经济上也存在一种不安全感，并认为他们受到了移民和全球贸易的威胁。某种意义上，这也推动了共和党内极右势力和茶党势力团体的崛起。这些团体具有如下鲜明特征：经济本土主义、反移民倾向、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宗教狂热主义和地缘政治孤立主义等。
在俄罗斯以及东欧和中亚的很多地区，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这些国家并没有走上民主、经济自由化和产出快速增长的道路。相反地，在过去的25年里，这些地区纷纷建立起民族主义政权或独裁政权，追求国家资本主义增长模式，仅仅实现了较为平庸的经济增长。在此背景下，不难看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发起的行动与他建立“欧亚同盟”的梦想是分不开的。实际上，这也是他重建前苏联的努力之一。
亚洲的民族主义也正在复兴。一些主要国家的新领导人都是政治民族主义者，而这些地区存在的领土纠纷和历史遗留问题仍难以解决。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要想实现经济复苏、避过“中等收入陷阱”，他们都需要解决体制改革的问题。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都面临着类似问题。如果经济失败，那么对这些国家来说，其国内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排外倾向会进一步强化，甚至还会引发地区军事冲突。
中东地区的局势仍不明朗。“阿拉伯之春”—背后原因是国内经济增长缓慢、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和普遍存在的经济绝望—已经将埃及和利比亚送入寒冬，最终结果无非有二：一是回归强人政治，建立独裁政权；二是陷入政治混乱，民不聊生。在叙利亚和也门，内战仍在继续，黎巴嫩和伊拉克也可能面临同样命运。伊朗国内局势不稳，而且危及地区安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更像是失败国家。
在所有这些国家，如果经济失败，如果穷人和年轻人看不到机会和希望，那么它们国内也会出现政治或宗教极端主义，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催生恐怖主义。
20世纪30年代，由于世界未能阻止大萧条，欧洲和亚洲出现了独裁政权，并最终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大衰退不仅让发达经济体陷入长期经济停滞，也为新兴经济体埋下了诸多结构性增长挑战。
所有这些都为经济和政治民族主义的复兴与发展提供了理想土壤。因此，在审视这种压制贸易和抵制全球化的反弹力量时，我们应汲取以往经验，着眼于后果，防范于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