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非贸易总额达到2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不过，中非贸易存在贸易结构较为单一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基本原因在于双方，特别是非方经济结构和比较优势。至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除了南非外，经济结构都比较单一，自然资源以外的工业、服务业发展并未成熟，农业和自然资源占领国家大部分价值创造。绝大部分非洲国家至今并未发展有规模或复杂性的工业体系，也普遍欠缺发展工业和服务业所需的基础建设和高水准人力资源，因此在全球竞争环境上只有在自然资源上占有优势。
在此种经济结构基础上，中非现有贸易关系是一种体现双方比较优势最有效的模式：中方在工业产品和某些服务产品（如工程建设）效率上有绝对优势，非洲在自然资源上有绝对或相对优势。基本经济结构因素打造了非洲主要对中国出口原始资源，中国对非洲出口初级和重工工业产品和基建服务的贸易关系。
事实上，非洲与其他国际大国的贸易关系也相似：比如美国和撒哈拉以南第二大经济体尼日利亚的贸易中，石油原油占尼日利亚出口的100%左右，而美国对尼则出口美国在国际有相对优势的食品、汽车、重工产品、化工产品和成品油。
因此，要改变现有局面，首要办法是借用已有商业关系，逐步协助促进非洲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这恰恰是中国进行经济转型所需要的国际机遇。
中国对非洲现有的投资范围与贸易相似，主要在于工程建设项目和原始原料资源。但根据多项原因考虑，中国在非获益最佳模式在于利用现有投资去促进当地工业体系升级，而达到贸易升级。
中国目前大多直接自非进口未加工原始材料，在国内加工提炼。但就中国日渐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十二五规划工业转型升级的方向来看，中国可以充分利用非洲廉价的低级制造资源和条件进行初步加工，减少中国高环境负荷和低附加值的工业环节，保留发展附加值高的支行业和环节，以成功推动转型升级。
非洲有很多建立基本工业的优秀条件。在众多制造业中最大的两个成本因素是薪资和原材料。中国有工作能力的人口占比将在2015年达到历史高峰；而非洲在未来15~20年具备全球最高年轻人口比例和最大的新增劳动人力。在2050年前，15~24岁之间的非洲人将从现在的2亿增加到4.5亿。可见，“人口红利”将是未来全球工业转型中最不可抗拒的驱动因素之一。
非洲本地拥有大量金属、农业、牧业、能源原材料，包括众多重量价值比低运输昂贵的材料，具备当地初步加工的优势。
此外，非洲比中国低的人口密度和未工业化的环境可以为中国分担一些重工业必须产生的环境负荷。
在非洲建立初步加工工厂也是非洲政府积极鼓励措施。中方利用投资在当地设厂，将中级产品出口中国进行高端加工，可以在投资环节上在适当的国家获得政策和财政支持，也可在贸易环节上规避大多出口税务。
在这些“基本”条件上，非洲目前缺乏的是工业化“第二层”的条件：包括基础设施、管理能力、劳动人力培训等。中方企业应继续利用当地和中方政府的支持，推进当地基建投资，以改良基础设施环境。在投资设厂时，中方也可以利用中国企业在制造业和重工上的运营和技术优势，在非建立有高度竞争力的企业。在这些层面上，中非的基本优势呈现高度的互补性。
中国已有大量民间企业在非建立小规模纺织、基本材料加工等工厂。中国大型企业可以加大规模地推进，找有多方优越条件的投资机会，以创新模式进行投资运营。比如，尼日利亚拥有大量未开采铁矿石，在石油优越的条件下未必重视，而当地政府大力要求石油行业需加重本土采购和附加值量。中方政府可能有机会结合中国炼钢优势和原油需求在当地建立中小规模高炉钢厂，提炼标准铁杆和特造钢板以供当地油气行业需求和供给当地的地产建筑，进一步推进中尼关系和取代美尼石油贸易优势，以此推动中非贸易和投资达到高度双赢。
此外，撒哈拉以南非洲过去5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已开始在一些基本工业和消费上展开较均衡的多方面发展。利用此趋势，如中国能协助非方建立工业体系，中方将可以短期内在重工层面大规模的取利于设备供应。
但在这些机遇中，中方必须充分了解非洲当地环境，包括地缘政治、宏观经济取向、市场和消费者需求、民族特征等。至今，大量中方民营和国营企业屡次在非洲投资挫败，就因为缺乏对当地真实环境的仔细了解。
中国企业如能逐步学习熟悉非方环境，解决这些操作层面问题，将因上述基本层面的多方有利条件获得巨大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