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研究报告称，在经历了高涨、下滑和恢复并提升的曲折之后，中欧关系正处在平稳发展的路上，虽然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还有冲突与矛盾，但中欧贸易关系已经“大而不能倒”。
中国社科院27日在京发布的《中欧关系研究报告(2014)》称，中欧关系未来发展的基赐重心仍然是经贸领域的合作。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表示，经贸关系在中欧关系中占据主要成分并作为主要推动力量，不仅因为中欧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和贸易体，更因为欧盟的主要权能和实力以及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权重，也主要体现在经贸领域。
相互投资不成比例
2003~2013年是中欧关系发展中重要的10年。周弘介绍，中欧关系有三个支柱，包括中欧在政治、经济和人文领域里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其中，经济贸易支柱历来是中欧关系中最具有活力和推动力且坚实稳固的支柱。
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中欧贸易在2003~2012年期间不断上升，翻了4倍多。即使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而出现短期波动，也能迅速得到恢复。中欧贸易额从2003年的1252.2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5460.4亿美元，是2003年的4.3倍。自2004年以来，欧盟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在2012年，美国已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常
“如果说10年前，欧盟市场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来源，那么，现在的中国市场则成为欧盟赋予厚望的未来增长来源。中欧贸易关系已经"大而不能倒"。”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陈新说。
但陈新同时表示，近年来不断加大的经贸摩擦也给中欧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他分析说，这其中既有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冲击，也有中欧各自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以及双边经贸关系中长期未能得到解决或达成共识的沉疴，包括中欧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贸易赤字、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倾销和补贴等方面的歧见。
陈新介绍，与中欧贸易快速发展的态势相比，中欧相互投资显得很不成比例，“双方均没有把对方看做主要投资目的地”。
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11年欧盟对华投资仅占欧盟对非成员国投资的4.8%；当年欧盟的第一大投资目的地是美国，占33.8%。与此同时，美国对欧盟的投资占欧盟吸收非成员国投资总额的62.2%，中国仅占1.3%。同样，中国对欧洲的投资仅占当年对外投资的11.1%，而中国的第一大投资目的地是亚洲，占60.9%。
数据显示，在1997年前，中国对欧贸易一直为逆差，1997年起转为顺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顺差急剧扩大，中欧之间关于贸易失衡的争议越来越频繁，贸易摩擦随之不断增多。
警惕“意大利面碗”
2008年以前，中欧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互动明显不对称，欧盟处于攻势，中国处于守势；2008年之后，双方朝对等方向发展，整体形势趋于良性互动。
不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衡看来，中国的能力与欧盟仍有不小差距，双方互动远未到成熟阶段。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双方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互动面临挑战。刘衡举例说，对于多哈回合的启动，中欧双方分属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两大不同队伍，存在诸多分歧。
在争端解决机制中，刘衡介绍，中国起诉欧盟3次，全部发生在2009年7月底之后；欧盟起诉中国6次，全部发生在2006年3月底之后。涉及的案件包括皮鞋反倾销欧盟败诉货物贸易、光伏补贴磋商中货物贸易、金融信息服务和解结案服务贸易等。
对于未来中欧贸易的走向，刘衡认为，在欧盟贸易版图上，迄今欧盟签署并实施的优惠贸易协定有近40个，正在谈判或已签署尚未生效的近90个。区域和双边合作有一定的排他性，过多的此种合作显然会削弱现有世界贸易规则的有效性，甚至导致规则的碎片化，形成“意大利面碗”局面。
“无论是多哈回合谈判，还是自贸协定谈判，明里谈贸易议题，暗里争的是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权和主导权，背后是经贸实力的较量。”刘衡说，如何在多哈回合中进一步协调双方以多边利益为导向的行动，以及在后多哈世贸议程中挖掘责任分担的多边议题，以共负全球贸易治理之责、共享多边贸易体系之利，可能是中欧下一步需要思考的新命题。
金融治理合作尚不成熟
“无论从双边层面还是从多边层面来看，中欧在全球金融治理方面的交流机制数量都不多。”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综合协调办公室副研究员熊厚说。
中欧财金对话机制于2005年2月正式启动，在多边层面，由于中国和欧盟各成员国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中国和欧洲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下自然会进行交流接触。除此之外，中国和欧洲鲜有规范正式的交流机制。
不过，据熊厚介绍，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欧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交流形式日益多元。包括中国欧洲中欧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欧财金对话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交流框架、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正在缩型欧洲在全球金融治理能力上的差距。熊厚介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和巴西、俄罗斯、印度与南非组建了新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以定期召开首脑峰会和其他级别会晤等形式，来表达对国际金融改革的集体性意见，并在成员国之间率先开展区域性的金融合作。
“由于全球金融治理参与方的增多，权力分配结构也会发生调整，这也暗含着冲突。”熊厚说，出于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市耻可能不会在美国，但是，鉴于美国庞大的经济体量，人民币业务将不可避免地与美国产生联系。欧洲市耻可能成为仅次于中国周边地区的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业务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