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增长空间对于全世界各个经济体来说，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市场潜力之所在。中国增长空间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等，会提供一系列的机遇。
新常态标志的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必然到来，而且现在已经在演变过程中的阶段转换。它的“新”大家已经清楚，但是这个“常”还没有实现。我们已经确切无疑地告别了GDP年均增长水平达到两位数的高速发展阶段，两位数的发展最后一次出现是在2010年中国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
中高速增长新阶段的到来，其实符合一般经济体从世界范围来看的发展规律。中国在前几年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各个经济体总体来说和中等收入阶段对应的增长速度状态不可能再是高速的，中国也是合乎逻辑地转到了中高速。这是新常态的“新”之所在，它是直观的现象。
中高速的情况下中国社会还会经历一系列演变，比如说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按照意愿和可能性来说要把整个社会发展成“枣核形”的结构，就是中产阶层要不断地培育、成长，变成社会中间的主体。现在中国社会结构如果从收入不同阶层来看总体来说还像个金字塔形，以后底座的部分要慢慢收拢下来，所谓弱势群体的比重越来越少，特别成功的富裕阶层比重也不能够多么超乎一般经济体的常规，两头比较小的同时，中间的中产阶层一定会按照成长的趋势提高它的比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常态”要“常”在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提高中高速增长质量的平台上。这个增长平台对接着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一直延伸到现代化“中国梦”的战略目标上。
新常态的三个关键词
新常态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中高速”。认识宏观经济层面从这样直观的角度再往下看就要说“常”。“常”是要在阶段转换之后完成一个探底，然后使整个增长态势企稳，企稳之后对接的应该是一个尽可能时间段比较长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学界在这方面有明显的不同意见，最乐观的林毅夫教授仍然在坚持，他更强调的是如果中国的改革和结构调整做得好，中国经济应该还有20年8%左右的增长期，他用的是国际比较，也有一大套他的论据。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不能乐观，看低的也有认为中国几年之内就要跌落到5%~6%区间的看法。我倒不太看重到底是6%左右、7%左右还是6.5%左右，关键是速度稳住后一定要有增长质量提高的“升级版”特征。
第二个关键词应该是跟着中高速强结构优化。在直观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调之后，这个“常”要落到增长状态上最关键的结构优化。后面跟着的，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实质的追求在于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而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落到人文主义立场上就是要使社会成员、老百姓生活追求中，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得到实惠，而且这个实惠可持续。这第二个关键词，显然会带来一定的挑战。结构优化谈何容易，市场怎么样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政府怎么样更好地发挥作用?这里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在打造升级版的过程中间处理好。
跟着就要延伸到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创新驱动”。我的理解，服务于新常态的“常”能够形成，要依靠现实的创新驱动，功能就是对冲下行压力，在完成探底和企稳的过程中间，通过创新形成结构优化，打造升级版中一系列上行因素的组合。新的动力、新的上行因素在对冲下行因素之后，不光是形成一个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平台，而且使结构优化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解放，能够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上，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潜力、活力的释放，使整个宏观发展态势带有升级版的特征。
这方面如果再简要概括一下，我认为有3个层次的创新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全面改革顶层规划——三中全会60条中336项具体的改革操作任务对接到四中全会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化、现代化特征。在顶层规划布局下能不能攻坚克难、推进改革，这叫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打开的是另外两个层次——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的空间。
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并不完全依赖于制度创新，但是从宏观层面上我始终强调，中国因为经历的是经济社会转轨，在决定意义上是以制度创新打开潜力、活力释放的空间，使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在追赶的过程中间还能够守正出奇，能够在中国和社会其他经济体良性互动中寻求命运共同体式共赢，在多赢的和平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中国的后发优势——在一系列的领域里争取通过一步一步的追赶，最后走到前沿。
中国还有很多张“好牌”
我认为中国现在手里可以打的牌，还是有多张好牌的。比如说有效投资，对应的是中国社会现在大量的从基础设施到服务业发展，到民生改进、公共工程等一系列的具体事项。现在正积极推进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实际上是把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一起拉在和政府合作的范围内，用政府之外的，或者不是政府直接支配的社会资本来一起做公共工程，做民生改进的硬件支撑，它会在中长期支撑中国发展的后劲和升级版的打造。
如果这些项目稍微选择一下，比比皆是，如中心区公共交通体系的升级，各种各样功能区改进、生态环境的保护，新中心区建设里边大量的事项。它需要的是什么?就是现在被人们称为中国过剩产能代表性的领域：钢铁和水泥。当然还需要有劳动力和基本的管理力量及技术力量。
中国的生产要素在自己统一市场的眼界之内，以及和世界其他经济体互动的眼界之内都不缺乏，很多主要要素被指责为现在处于过剩状态，如果比较快地组织一批有效投资，我认为会相当迅速地把一些过剩产能转为有效产能。这里边可体现为结构优化和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这里边必须处理好投融资的问题，毕竟有时间差，很多公共工程要建设两年三年，甚至五年八年，然后效益才能体现出来。怎么处理好这里边的衔接?这又是对科学决策的考验，但毕竟空间在、机遇在。
此外，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宏观经济的走势要继续完成认识、适应新常态的整个过程，打造升级版，提高增长质量。往前走确实会面对一些不确定性。到底我们这样全面的改革、全面的法治化能不能够如愿推进?有种种的挑战、难度和考验。但毕竟跟挑战、考验而来的是种种的机遇。如果从“事在人为”的角度来说，我们更多看重机遇。如果从发展的角度、宏观经济总体态势来说，中国一定能够避免所谓“崩溃”“断崖式下跌”。
中国的增长空间对于全世界各个经济体来说，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市场潜力之所在。中国增长空间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等，会提供一系列的机遇，后面跟着是中国现在已经有基础的由收入增长支撑起来的消费浪潮。中国的宏观经济大的框架虽然有不确定性，但能够看到与潜力相伴随着的机遇、考验和发展的空间。
(贾康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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