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
产能过剩、债务过高、杠杆过大、银行坏账等是相互关联的，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快供给侧改革。
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出现下滑，呈L型走势，究其原因主要是企业成本的上涨。
从长江商学院的企业调查数据来看，企业成本每年以10%～20%的惊人速度增长，但是生产物价指数和消费价格指数却没有出现大幅度上涨，其中生产物价指数自2011年开始甚至一直在下降。与此同时，由于产能过剩，即便成本飞涨，企业也不能通过涨价来转嫁成本。
经济增速下降后，一系列问题开始显现，其中最突出的是债务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很大程度上依靠投资，投资的背后是融资，而融资在我国主要是债务融资，即从银行、影子银行甚至地下钱庄借钱，积累出大量债务。如果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盈利空间广阔，企业可以通过不断地发展赚取收入来偿还债务，但是现在经济增速下降，盈利空间被压缩，债务问题就十分棘手。对企业来说，能否还债是未知数，企业一旦不能还债，债权人的资产就会出现大量坏账，从而可能爆发债务危机或经济危机。
因此，中国经济从L型变成U型，必须从降低企业成本、减少融资成本和坏账着手。
企业成本的上涨主要是由于用地成本、用工成本的提高。
一、推行房地产税，降低企业用地成本。房价上涨是用地成本上涨的最佳体现，企业厂房、办公用地的成本都在提高。降低该成本，需要房地产政策的调整。近期，财政部部长提出推进房地产税改革，这是非常重要的举措。
征收房地产税会为政府提供做好公共服务的财政动力，而政府所提供的良好公共服务又会惠及企业，抵消一部分成本的上涨。此外，推行房地产税后，房子就逐渐地从投资品演变成消费品，这样就不会再出现一个人投资多套房产的现象。购房后空置房产其实是巨大的财富浪费和资源浪费，如果这些房子都能被充分利用，效率就会提高，空余出来的资源可以去做别的事，从而降低社会成本，因此推行房地产税于公平和效益都有益处。
二、降低社保缴费，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中国社保缴费占收入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如一个员工月收入100000元，社保缴费额就可能高达5000元，这对企业来说是非常大的负担。不过，这些成本最终还是要回到员工身上——社保费虽然是企业代缴，但是企业会将此视为用工成本，影响员工的总收入。
此外，企业进行优化资源配置时，会选择更小的规模，少招人，而这和我们所期望的企业招更多的员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背道而驰。降低社保缴费并不意味着降低社保福利，我们有很多的国有资产，可以剥离一部分用来填补社保窟窿，因此，即使降低社保缴费也完全可以保持现有的福利水平。
三、撤销刚性兑付，减少企业融资成本。尽管中国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我们的融资成本却不是全球最低，甚至是偏高的，特别是际成本，如温州的借贷成本、民间借贷成本都在两位数。要降低融资成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刚性兑付撤掉，因为有了刚性兑付后，企业就自然地开始分成，此时不能享受刚性兑付的企业就会受到歧视，尽管我们没有政策专门去歧视它，但是只要有刚性兑付在，歧视就必然存在，因此要尽量减少或压缩刚性兑付，使更多的资源能到达活力更强的民营企业。
四、政府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减少坏账。坏账问题短期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政策提供流动性，避免危机的爆发，长期还是要通过改变刚性兑付，让一部分坏账实现，让产能过剩的低效率企业倒闭，而不能用刚性兑付来支撑这些企业僵而不死。尽管这样做会有阵痛，但在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还是应该适当地鼓励去产能，让高效率企业有动力增加投资。由于关掉一部分低效率企业一定会造成较高的失业率，甚至可能会产生一些社会问题，所以政府必须让失业的工人能够享有最低的生活保障，这是政府本应承担的责任。
最后，政府要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避免债务危机爆发。现在面临的诸多问题，如产能过剩、债务过高、杠杆过大、银行坏账等，是相互关联的，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快供给侧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