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红 王家强
英国“脱欧”将对中欧经贸往来产生综合影响。一方面，中英经贸联系密切，“脱欧”以后英国经济面临衰退风险，英镑汇率大幅贬值，削弱英国对外需求，影响与我国的贸易往来。另一方面，英国“脱欧”将缩窄中国走进欧洲的渠道，影响中欧贸易、投资谈判进程，短期内对中欧经贸往来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将加大我国金融风险。当然，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人民币国际化则将迎来新的发展机会。
英国通过公投选择脱离欧盟，超出了普遍的预期，一天内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外汇市场上美元和日元作为避险货币大幅升值，英镑兑美元则以8.9%的贬值幅度领跑全球，创下30年新低；全球资本市场同步大幅下滑，MSCI全球股票指数跌幅达4.9%，德国、日本等国国债收益率均创历史新低；拥有避险功能的黄金价格大幅上涨近5.0%，反映实体经济需求前景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滑。
未来还有诸多不确定性。例如，英国部分民众“反悔”，联名请愿要求重新公投；苏格兰首席部长称将举办第二次独立公投；欧盟与英国的正式“分家”还要经过更长时间的艰难谈判。整体上，英国“脱欧”将难以逆转，世界政经格局的发展将因此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们谨作如下三大判断。
世界经济增长潜力将下滑
英国经济将首当其冲，GDP增长率与物价、社会就业、投资与贸易发展、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都将受到全面的影响。冲击程度将视“脱欧”后英国和欧盟的经贸安排形式而定。根据英国财政部的测算，在最坏情况下，至2030年英国GDP将比“留欧”减少7.5%，贸易规模减少17%-24%。“脱欧”对英国最为严重的打击将是金融业，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将会逐渐下滑。目前，英国占据全球外汇交易量的40%以上，许多欧洲大型金融机构都将总部设在伦敦，欧盟国家大部分的衍生品交易和风险对冲活动都在英国开展；英国“脱欧”后，与欧盟的跨境金融活动面临全新的制度环境，很多机构将很可能将业务转移到欧盟其他国家，对英国金融业的就业、资产以及与之相关的房地产业、配套服务业带来持久影响。
欧盟经济将感受到英国“脱欧”的最大外溢影响。英国是欧盟的第二大经济体，欧盟是英国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脱欧”后，英国要与欧盟开展长期的贸易谈判，许多法规要重新改写；英国经济很可能陷入衰退，英镑对欧元等其他欧盟国家货币将较大幅度地贬值。这些都将对欧盟的投资贸易产生不利影响。IMF测算显示，英国“脱欧”将对2018年欧盟其他经济体产出冲击为0.2至0.5个百分点。
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将受到连累。尽管其他地区因英国“脱欧”受到的冲击要小于欧盟所受到的冲击，但在金融联系上，英国对全世界的跨境信贷、离岸金融活动都有很重要的意义。英国“脱欧”将通过投资与贸易渠道、金融渠道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带来一定冲击。特别是，英国“脱欧”已经导致全球避险情绪上升，风险偏好恶化，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加剧，美元和日元大幅升值，美联储的加息步伐也将受到影响，未来传导到实体经济的冲击程度仍有待评估。
全球化格局面临新调整
英国“脱欧”首先是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大打击。2012年欧债危机爆发，已经开始暴露了欧盟制度本身的缺陷，即统一的货币和分散的财政制度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英国“脱欧”，更是将欧洲各国之间文化的差异，责任和利益分配的不均，以及各国政治理念的分歧暴露出来。
欧洲一体化试验遭受重大挫折，全球贸易体系可能受到影响。在美国，奥巴马政府参与主导的跨大西洋(600558)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可能受拖累，而总统大选中各种奇怪的“去全球化”论调得到选民追捧。在其他地区，地缘政治争端、极端宗教主义、恐怖主义愈演愈烈，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日益构成重大威胁。在当今世界治理日益缺乏合作动力的背景下，未来的全球一体化发展方向令人担忧。
世界多极化格局将面临调整。当前各国民粹主义上升，国际局势越发复杂。英国“脱欧”后，欧盟作为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实力将被削弱，降低欧洲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作为欧盟近邻，一直反对欧盟东扩和北约吸收独联体的成员，可能会趁欧盟地位削弱的机会，获取新的战略利益。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将进一步强化。随着欧盟和英国在全球政治格局中的博弈力量被削弱，美国在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和贸易等方面的话语权将会进一步强化。由于英镑和欧元都会被相对削弱，美元一枝独大的地位会更为巩固，对美国强化对全球政经局面的控制力增加筹码。
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有机遇
英国“脱欧”将对中欧经贸往来产生综合影响。一方面，中英经贸联系密切，“脱欧”以后英国经济面临衰退风险，英镑汇率大幅贬值，削弱英国对外需求，影响与我国的贸易往来。另一方面，英国始终在中欧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对华开放度一直位于欧盟国家前列。英国“脱欧”将缩窄中国走进欧洲的渠道，影响中欧贸易、投资谈判进程，短期内对中欧经贸往来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将增加我国金融风险。当然，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人民币国际化则将迎来新的发展机会。对此，我国需要密切关注、谨慎应对。
重新调整中欧合作布局。在未来两年英国“脱欧”进程中，我国应当密切关注英国与欧盟经贸安排走向，及时调整中欧合作宏观微观布局：一是加强对德国及中东欧等地区经贸合作，拓展中国走进欧洲通道，加快中国与欧盟投资协定、自贸协定谈判进程。二是根据英国与欧盟经贸新协定、TTIP等进展，调整中英、中欧相关经济金融合作安排，最大程度利用优惠条件。三是英国“脱欧”丧失欧洲单一市场通道，在英中资企业需要在机构、业务布局等方面及时调整战略。
关注政治局势的变化，作出战略性安排。关注“脱欧”后的英国外交优先方向，特别是英美关系走势。脱离欧盟后，英国必定会重新审视其对外策略，优先发展与其他大型经济体的关系，在经济外交上重拾传统的英美特殊关系，向美国靠拢的预期不可忽视。另一方面，英国“脱欧”后可能会更加重视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优先发展对华关系来抵消“脱欧”负面效应，我国应当注意把握有利因素，及时对相关政策作出调整和变化，积极争取中英关系向着更为平衡的方向发展。
欧盟对我国市场地位的承认可能迎来转机。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此前欧洲议会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对中欧经贸关系造成了一定损害。未来，出于提升欧盟国际地位的考虑，欧盟需要拉拢更多的盟友，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强硬否定态度可能有所软化。其中，德国是中国在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应积极争取德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为欧盟其他国家树立标杆。
把握“一带一路”战略和人民币国际化新机遇。“脱欧”后，英国和欧盟投资贸易将受到削弱，各国需要寻找新的市场亮点。这为我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加强中欧之间基础设施建设和货币金融合作提供了机遇。英国“脱欧”后，英镑和欧元都面临着汇率贬值和国际地位下降的挑战，伦敦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吸引更多的国际业务以维持其地位。而人民币的相对稳定，将吸引欧洲投资者更多地布局人民币资产，我国可大力发展欧洲离岸人民币等业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加强各国之间的沟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近期，对国际金融市场大幅动荡的局面应给予高度关注，特别是防范因避险情绪过度而导致全球流动性突然断裂的风险，严防“英国脱欧”演变为第二个“雷曼危机”。从2016年至2018年，英国“脱欧”进程将持续扰动全球金融市场，并与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相互交织，加剧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同时，全球风险偏好恶化，危害经济金融稳定，我国应当提前做好风险预案，一方面加强对英国、欧盟国家沟通，保障自身经济利益，另一方面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防范金融风险。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601988)国际金融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