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成刚
胡乃武是我国经济学界较早系统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调节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理论、宏观经济控制理论和宏观经济管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在学术界拥有很高成就，备受同行重视。
对积累率的研究，胡乃武通过《论适度积累率》一书，系统阐述了适度积累率的内涵，强调了保持适度积累率的重要性，他提出的确定适度积累率的三个公式，对防止经济过热，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在经济学界关于社会再生产的争鸣中，胡乃武对马克思的外延与内含扩大再生产理论的论述，为突破原来僵化的只见纯外延扩大再生产方式的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体系中增加新的因素做出了贡献。
梳理胡乃武的学术思想与成就，他最在意的却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做学生、当教师的60年经历。“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教师，自他从教的那天起，就应该十分明确教师的职责。”1986年就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成为当时经济学科最年轻的经济学博士生导师。胡乃武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学校者，制造人才之所也，苟不入校，其才何由成乎？’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如果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把所承担的课程讲好就算完成任务，而对育人的观念十分淡薄，那他就不是一名合格的教师。”
勤学苦修
农历1934年3月19日，胡乃武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1946年秋，12岁的胡乃武进入太原市东缉虎营中心国民小学读5年级。这是一所太原市较好的小学，学习气氛很浓，胡乃武学习用功，每天早晨天还不亮就到学校自习，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国民小学，胡乃武作文很好，参加全太原市小学作文竞赛，在40多所小学、200多人参加竞赛中获得第5名。同时，胡乃武对数学也很入迷，他所学的数学课本和老师印的课外数学练习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他的学习要求，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的胡乃武的姨夫成了他最好的数学家庭教师。1948年夏天，胡乃武高小毕业报考太原市第一中学时，2小时的数学试卷答题时间，他只用了不到1个小时就交卷了。发榜时，胡乃武名列榜首，有人夸他天资颇高，但胡乃武自己知道：他的成绩来自于勤奋。
1948年秋，山西晋中地区已经解放，太原市成为一座孤城。战争临近，物价飞涨，在太原已不能继续读书，在亲友的帮助下，胡乃武取道北平、天津，通过国民党统治区的封锁线，来到解放了的石家庄和晋中解放区，进入共产党创办的山西省立祁县中学读书。这所中学师资力量雄厚，是当时山西省的重点中学之一，校长是老共产党员、曾任八路军随军记者的蔡力夫。这段学习生活，对胡乃武影响深远，“为人民服务，无尚光荣”的教学理念，让胡乃武立志要当一名工程师，因为当时他的数理化成绩一直保持全优。不过，最后他却学了经济学，这让胡乃武的同学都出乎意料。
全国解放之后，国家干部紧缺，于是胡乃武放弃了享受人民助学金继续升学的机会，在校长蔡力夫的支持下，报考了山西省邮政管理局。当时，山西省邮政管理局只招收50名干部，而报考者多达400多人，通过激烈的竞争，胡乃武很幸运地被录取了。1951年2月，17岁的胡乃武参加了工作。
经过三个月的业务培训和考察，胡乃武与其他10多人被留在省邮政管理局工作。在山西省邮政管理局，胡乃武和新参加工作的这一批青年，勤奋工作、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业务。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胡乃武就已经能够熟练地承担自己的业务，19岁那年，他还编写了10多万字的业务培训讲义，为县邮政局局长培训班讲授业务知识。此外，他还为《山西邮电报》、《中国邮电报》和《人民邮电》杂志撰稿，并被《太原日报》聘为特约撰稿人。经过几年的实际工作，胡乃武的兴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先爱好数理化转到爱好哲学社会科学上来。
1955年，经所在单位推荐，胡乃武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计划系，并以第一志愿被录取。大学期间，胡乃武的学习目的十分明确，学习之刻苦更是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那时，除了上课，就是钻图书馆，电影、跳舞等娱乐活动几乎和我无缘。周末、礼拜天以至寒暑假都是在学习中度过的。”胡乃武说。四年的大学生活，他最大的收获就是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下的功夫最多，理论素养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1959年胡乃武大学毕业，并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免试继续攻读研究生。1962年研究生毕业后，胡乃武留在人民大学任助教。不过，他的正常教学活动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的教学活动也中断了。1971年1月，人民大学宣布停办，胡乃武从江西余江“五·七”干校被分配到清华大学任教，主要是讲授“政治经济学”。1973年，胡乃武又被北京市委大学部抽调，参加北京市高等院校公共政治课“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写，他和来自北大、清华、北师大、北航、钢院等院校的十几位编书组成员躲进“世外桃源”，在“四人帮”横行的年月里，他们因编书而可以不参加政治运动。
1978年，人民大学恢复，胡乃武从清华大学回到母校任教。安定了的教学科研环境，让胡乃武在大约10多年间就收获了丰厚的学术成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初版）、《经济杠杆导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出版）、《模式·运行·调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现实的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经营管理大系·基础经济知识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国外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选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国民经济宏观管理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等学术成果，都是在这一时间段完成的。他在经济杠杆、国家调控、适度积累率、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等方面的学术思想，也在这一时期闻名于学术圈，受到同行的关注与推崇。
在教学中，胡乃武先后为本科生、进修生和研究生开设了《国民经济计划学》、《政治经济学》、《马列经济学原著》、《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原理与综合平衡》、《经济杠杆导论》、《经济增长理论》和《宏观经济管理》等课程。由于他的课内容新颖、说理充分、逻辑性强，并能更多地理论联系实践，因此受到学生的广泛好评，许多兄弟院校的师生及其他从业人员都来听他的课，他的课堂总是爆满，就连教室的过道也常常站满了人。1986年胡乃武被授予博士生导师资格。在当时，他是全国经济学科最年轻的经济学博士生导师之一。
经济调节理论
在经济理论研究中，胡乃武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理论、宏观经济控制理论和宏观经济管理论等方面取得的学术成就很受同行重视。
早在1979年，他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既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因此，“应当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按商品经济的规律来管理社会主义经济”。在此基础上，1980年他又提出，“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是可以同生产资料的使用权、支配权以及经营管理权相分离的”，国家可以把“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长期交给企业支配和使用”，“让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些观点，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对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的研究，从早在1984年全国计划体制讨论会所提交的论文，到1989年胡乃武主编的《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都进行了系统论述。胡乃武认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无疑是需要重视需求管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供给管理就不重要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包括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两个方面，前者的重点是实现总量平衡，后者的重点是实现结构平衡。
胡乃武是我国经济学界较早系统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调节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1985年主编的《经济杠杆导论》是我国当时第一部系统研究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宏观调节理论的专著。
胡乃武强调在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必须充分考虑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实现从旧的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过渡，形成一个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这就要求国家在调节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时应当很好地掌握和运用经济杠杆。他认为，经济杠杆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范畴，价格、税收等并非天然就是经济杠杆，就像金银并非天然就是货币一样。只有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当价格、税收等被国家用来调节社会经济活动时，它们才成为经济杠杆。他进一步提出，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银行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作用将越来越重要，信贷杠杆将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节和控制的主要杠杆。
随着对“有计划地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胡乃武认为，市场经济就其内涵来说，有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又要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之所以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是由市场机制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优点——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所决定的。市场机制的种种优点，是计划手段所不具有的。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应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机制也有种种缺陷，其中主要是：1．市场调节具有短期性。这是因为市场通过价格的涨落所反映的社会需求是近期的社会需求，所以，从总体上说，它属于短期调节。2．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市场调节是一种“马后炮”式的事后调节，而不能进行事前调节，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资源的浪费。3．市场调节具有不确定性。市场只能为企业指明社会需求变化的方向，而不能为每个企业确定其在社会需求总量中所占生产经营的份额。在价格的自发波动中，往往会造成需求的虚假性和生产的盲目性。4．市场调节是由企业的微观利益驱动的，因而难以协调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5．在某些经济领域，如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市场调节是无效的。6．市场不能解决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
正是因为市场机制的调节具有上述种种缺陷，所以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还必须由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可以从几个方面弥补市场的不足：1．通过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计划以及国家的产业政策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远景目标，起导向作用。2．弥补市场的不足。比如在市场失灵的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就必须靠政府进行宏观调控。3．纠正市场调节的不良后果。市场调节必然会形成两极分化、破坏生态平衡、造成资源的掠夺式开采等，这就必须靠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来加以纠正。4．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来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因此，胡乃武认为，宏观调控也是市场经济体制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凡是应当由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都应放开、放活，交给市场去调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要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只有这样，才能优化资源配置，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经济增长问题
积累率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模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积累率是否恰当，对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对社会主义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胡乃武最为看重的一项学术成果，就是他的《论适度积累率》（1981）。
事实上，积累率问题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及政府的决策部门一直是一个较为敏感并引人注目的问题，也是经济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在探索和争论的课题。究其原因，是由于积累率的研究具有极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更具有关系到群众消费水平的提高、投资规模的适度控制、国民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增长等方面的实践意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高达43．8％的积累率及由此带来的“三年灾害”。
改革开放后，我国由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朝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过渡，在这期间出现了很多与积累问题密切相关的新问题、新现象。如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一度出现经济过热现象，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经济效益很差。胡乃武从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中提出了保持适度积累率的问题，他认为：“适度积累率就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既能保证社会生产较快发展，又能保证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积累率。”通过《论适度积累率》一书，胡乃武系统阐述了适度积累率的内涵，强调了保持适度积累率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确定适度积累率的三个公式。这对于防止经济过热，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社会主义经济增长速度规律性的研究，也是胡乃武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界曾有不少人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可以实现国民收入与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的同步增长；还有人认为，可以实现税利与工农业总产值的同步增长。但胡乃武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增长最快的是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其次是盈利，再次是国民收入。”因此，他认为，把实现税利和国民收人与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同步增长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一般要求来提出是不科学的。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研究
胡乃武较为珍视的另一项学术成果，是他的《马克思的外延与内含扩大再生产理论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3）。
在这篇论文中，胡乃武论述了两种类型的扩大再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在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之后应该更加重视内涵、扩大再生产。
在我国，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原理的学习和研究，早在全国解放前就已经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界和理论界对再生产原理的研究又经历了两次争鸣的热潮。
一次是1958—1960年，在“反右倾”和“大跃进”的左倾思想指导下，片面强调主观能动性，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决定性作用，认定“快是总路线的核心和灵魂”，要求用“最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至于社会扩大再生产过程中速度与比例的相互制约、人财物和产供销的平衡等客观条件都置之不顾。结果，“大跃进”带来严重的比例失调，全面紧张，最后只好进行全面调整。面对“大上大下”的折腾带来的重大损失，学术界开始反省与总结，寻找失误的理论根源，特别是在再生产理论方面，更是学者们注意的中心。由此，掀起了关于社会再生产原理的百家争鸣热潮。
当时研究者针对我国经济建设实践上盲目增加基建投资，铺“新摊子”，忽视原有企业更新改造即所谓简单再生产的状况，在视野中只有以增资、增人和增设备的外延扩大再生产，而忽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设备利用率的内含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讨论了社会再生产的两种类型即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相互关系；社会扩大再生产的两种类型即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含的扩大再生产的相互关系；再生产过程中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和生活资料的制约作用；两大部类和农轻重的相互关系及衡量它们之间比例是否协调的标志问题；还讨论了消费积累比例及其数量界限等问题。
另一次是1977—1984年，实行改革开放，关于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研究者回顾过去发现，我们经济工作上的失误具有明显的一贯性，如“速度热”、“投资迷”、“高积累”、“低效益”等。从产生这些现象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根源上看，发现我们对社会再生产的某些规律还缺少认识。因此，学术界掀起了讨论社会再生产原理的第二次热潮。
我国经济学界上世纪60年代提出、80年代又深入讨论的社会再生产的“内含”和“外延”的问题，理论上不仅突破了人们原来僵化的只见纯外延扩大再生产方式的观点，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体系中增加了新的因素。它把研究和在实践中运用内含的扩大再生产方式提高到了发展战略的高度，很明显具有重要的、现实的经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