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一季度迎来“小阳春”，令人颇为欣慰。此前对中国增长的各种悲观预期，亦因此有所减少，上证综指在近日企稳站上3000点。但更多的分析和提示则是：中国要想让经济复苏势头企稳，还需要对经济运行进行系统性的“分而治之”，从而保障宏观层面的稳定和微观层面的活力。
这既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分工，也包括增量和存量的精准定向解决，更需要不同经济部门的微观主体各担其责。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工协作与责权利等方面的统筹协调，也需要做好顶层设计，从总体上加以把握，如此才能真正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确保中央的政策意图和地方的个性化需求同时得到满足。
前几年货币政策的实践表明，需要将央行从以经济增长率为核心的宏观调控的重负中解放出来。由于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双元乃至多元特征导致的不同经济部门利率承压性差异，以及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梗阻问题，大水漫灌式一刀切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越来越呈现边际效应递减趋势，由此衍生的货币投放与实体经济脱钩以及货币空转与流动性匮乏并存等问题也一直未得到解决。
虽然央行也在进行各种努力，比如通过差别利率以及贷款定向投放等方式，试图提高货币政策效率。但在实践过程中，因监督成本等问题证明效果一般。因此今后一段时间应将央行的主要精力投放到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快完成汇率和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最后阶段的冲刺等，以使央行能更好地应对动荡多变的全球经济所造成的冲击。
以财政投放的精准度而言，应被赋予稳增长的重任，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放来托住中国经济运行的底部。无论是中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还是城市老旧管网更新，都还有很多投放空间，推进这些资本含量高的项目建设，既能盘活传统产能，也是对中国未来的增长进行投资。在此过程中如能推进并完善PPP等模式，在充分调动社会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将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行。
财政还应承担消化存量的重任，比如考虑发行特别国债承担冗余国企不宜债转股的那部分债务，以及为地方债置换向银行体系提供更优厚的财政配套资金等等。财赤规模的扩大以及国企预算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将为更积极的财政提供更充分的空间。
就不同经济部门而言，国企应更多负责基础设施建设，因为它们很多本来就身处冗余产能的重灾区，可以借此就地盘活传统产能，其败部复活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银行系统的呆坏账压力，而其依托财政资金和PPP模式的融资，将缓解此前国有部门投资对银行资金的占用和对社会投资的挤压效应。此外，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国企应更多承担周期偏长的基础研发工作，为中国经济的创新驱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相对而言，中国经济一直以来最有活力的民企部门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引擎，负责通过创新为中国经济觅得新动力(310328)，这既包括通过互联网经济盘活中国传统制造，满足中国城乡市场巨大的中低端需求，又包括通过自身升级换代和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对接来满足先富阶层因消费升级换代产生的新需求。只有高效满足市场需求的供给侧改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供给侧改革，淘汰冗余产能是优化供给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不应被视为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工作。
在此过程中，银行系统应主要负责为创新融资，为产业升级换代保驾护航，而不应把过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为过去的行政主导型投资失误买单。考虑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畸形发展，以及冀望资本市场发挥直接融资功能以培育更多优质企业和中国缺乏优质企业去有效利用资本市场融资之间“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式的永恒矛盾，再兼顾银行系统资金充沛和依然是企业融资主渠道的现实，以成立银行系产业基金加投联贷等方式，将银行的债权融资转化为更有效率的股权融资，不失为现阶段创新融资努力的主要抓手。这一方面有利于抓住中国高储蓄率优势为经济发展融资最后窗口期，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为资本市场提供更多符合监管要求的企业，从而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另辟蹊径的可能。
善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一向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所在，通过有形之手顶层设计统筹协调，让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中国经济各部门和各层级之间能更好地分工协作，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良好的机制和空间，是决策层责无旁贷的任务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