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资源环境约束日渐突出，环境保护面临严峻的挑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也付出了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的沉重代价。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土地稀缺、能源和矿产等资源消耗严重和环境污染严重。
据世界银行统计，目前，中国的钢铁、铜、镍、铝消费量均居世界第一位，石油消费量居世界第二位。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目前中国经济还处于发展中阶段，资源环境矛盾就已经十分突出，亟须转变以往这种以消耗资源和能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需要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大环境治理的力度，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着力完成节能减排的任务，到2030年左右使中国的碳排放达到峰值，使非化石能源在整个能源消耗中占的比重达到20%左右，与世界各国一道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
8．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束缚了发展进程
中国经济发展由旧常态向新常态转换阶段，必须要有持续的制度建设和高质量的制度供给作为保障。然而，中国经济发展仍面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
比如，经济关系中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财税体制有待健全，中央和地方的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税制不合理，现代金融体系有待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政府职能亟待转变等，这些问题背后的实质是体制机制的严重落后，束缚了发展进程。此外，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都有待深化。
9．经济增长动力不协调，经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经济增长动力不协调主要表现为三者的结构关系不合理。中国经济增长不协调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内部不协调，主要体现在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失调。二是外部不协调，主要体现在内需不足，严重依赖出口，外贸顺差过大。内外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
近年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通过调整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而调整供给结构，增强供给体系效率，同时通过改造制造业、创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发展服务业来调整供给结构。尽管在这些政策的指引下，中国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有了重大调整，但居民消费需求尚未得到有效拉动，经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
统计数据表明，居民消费率由1981年的67%下降至2010年的49%，为历史最低点，2011年-2014年小幅上升至51%；居民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由1981年的89%下降到2014年的52%，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此外，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第一产业基础不稳、第二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等问题仍然突出。在状态转换阶段，调整经济结构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仍将面临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产业结构等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将面临产能过剩、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
10．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和挑战，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加
2010年，中国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2012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国际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还将面临贫富分化严重、腐败多发、环境污染严重、社会犯罪率升高等问题，这些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诱因。一旦不能有效维持社会稳定局面，经济增长将会受到较大影响。因此，新阶段，中国要避免这些问题，改善各种突出矛盾，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新常态下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空间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代价，也是迈向新增长模式的开始。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在于如何寻找新的增长动力，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空间，这些都在为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积蓄力量。
1．人力资本红利空间
人口红利曾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中国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和“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过剩转为短缺）的到来，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供给优势将不复存在。“中国制造”要向“中国智造”的转型，人口红利相应的也要向人力资本红利过渡。2015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接受职业教育或在岗培训的人越来越多，人力资本红利空间巨大。
中国应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一是重视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坚持走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发展道路，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和技能型实用人才。二是加强对农民工和蓝领工人的技能培训，提升农民工素质，实现劳动力的升级。三是多种措施并用，调动人才积极性。实现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本红利的平稳转换，为中国经济注入更强劲的发展动力。
2．城镇化红利空间
1999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30.89%，2015年这一数字已达到56.1%。与发达国家相比，中等发达水平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率约为85%，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约为95%，美国是97%，中国城镇化率提升空间较大。
中国的城镇化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新型城镇化将开启前所未有的消费空间、投资空间和创新空间。因此，城镇化将是中国未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要进一步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社会养老服务产业体系，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构建现代公共服务体系，消除城乡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
3．改革红利空间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源自“改革红利”。通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竞争力。通过改革，有效整合并重新配置“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等原有的生产要素资源，使发展潜力得到释放，创造了中国奇迹。
目前，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在资源环境、民生、收入分配差距、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还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新常态下，中国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社会、生态、司法、民生等领域的改革，逐步释放改革所带来的制度性红利，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4．服务业发展空间
中国经济转型为服务业发展打开巨大发展空间。中国经济转型重在实现由工业主导走向服务业主导，形成服务业主导的新常态。服务业不仅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推动力，也将不断释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310328)。
今后应在如何改进体制机制、引进经验、改善民生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同时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领域，提升国际竞争力，使服务业合作作为今后对外经贸合作的新亮点。此外，应借鉴发达国家本在医疗健康产业、养老产业、零售业和流通业多年形成的成熟运行模式，加快中国服务业发展。
5．科技创新空间
科技进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突出的作用。目前中国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升，在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2015年，国家创新能力世界排名有望从2010年的第21位上升至第18位；科技进步贡献率由50.9%有望增加到55.1%。2015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预计达到14300亿元，比2010年增长一倍，其中企业研发支出超过77%；国际科技论文数量稳居世界第二位，被引次数从2010年的第八位逐年上升至第四位。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中国应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先机。应进一步提升研发投入水平，设立政府专项资金，支持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让、产业发展等环节，引领和促进科技进步和技术革新，加快创新成果转化步伐。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在科技项目、资金、政策等方面予以扶持，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6．“一带一路”拓展新发展空间
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发展动力。“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途径93个港口和城市，重点项目达到几千个，其中基础设施项目至少有三四百个。比如，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人口在30亿人左右，但人均GDP平均水平3000美元不到、城镇化率平均水平在30-40%之间、工业化率平均水平在20-30%之间，基础设施发展滞后。
而“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这将为中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创造广阔的市场空间，也为世界发展创造更多投资机遇。中国应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以及由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所带来的投资机会，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中国在高铁、核电、对外工程承包、电网、大型装备、冶金建材生产线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对接、优势互补，推动更多国家和地区共同应对全球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推动相关各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开展广泛、深入、持久的交流与合作，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成为一条为全球繁荣创造新机遇、激发新活力的增长通道。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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