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在对待和运用宏观调控上形成了不少新思路和新特点，其中包括：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宏观调控从“点调控”转变为“合理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更加重视预期管理和引导，把稳定预期放在突出位置上；树立“国际化、全球化”视野，积极参与并主导一些国际经济规则的设置；更加注重供给管理，通过结构调整、制度变革与完善，解决中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解决短期经济波动问题。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我国称之为“宏观调控”）一般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以及政策制定者或决策者的信念或社会哲学。这两个因素分别回答宏观调控“要做什么”和“能做什么”。其中，政策制定者或决策者的信念指的是根源于对现行经济制度和（或）经济体制性质、特征和优势的认识、看法或思维方式，并且这些认识、看法或思维方式往往是被固化的或深信不疑的，并对所出台的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如凯恩斯所言：“从长远来看，真正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思想指导具体实践，并对具体实践产生深刻影响。一旦失去正确的理念，宏观经济政策就会迷在无知、短视与利益的纠结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发展也进入关键时期，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在对待和运用宏观调控上形成了不少新思路和新特点。
一、坚持“市场决定”取向
市场与政府是资源配置两种基本方式，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明确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谁占主导地位的问题。随着经济新常态的确立与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说明中央明确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也是如此，强化了市场化改革的取向。宏观调控作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手段，在经济新常态下更要树立市场决定思维，把“市场决定论”作为基本出发点，改变把行政管理与宏观调控混合一起的弊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按市场规律办事，推进市场化改革，夯实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完善政策传导机制，更多地依靠市场化手段调控经济。凡是市场能做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主要是制定规则、维护市场公平，要改变“错位”，退出“越位”，补上“缺位”，既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又更“好”而不是更“多”发挥政府作用。
二、提出“区间、定向调控”概念
在前几轮宏观调控目标选择上，我国一直选择一个明确的经济增长速度（如“保8%”）作为调控目标，这在以往的发展阶段有其合理性。但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基于新的发展理念和决心，中央于2013 年提出“区间调控”的新思路，所谓“区间调控”，指的是并不简单地确定一个经济增速目标绝对数（如8%），而是在有一定约束的区间内可以适当调整。这个约束就是“上限”、“下限”和“底线”。也就是说，区间调控就是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胀的“上限”，决不突破民生就业与金融风险的底线。底线思维也是宏观调控主体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思想。它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底线；二是经济增长底线；三是金融风险底线。要防止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更不能爆发金融危机。宏观调控从“点调控”转变为“合理区间调控”，可以使得调控较为从容，不会因宏观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而频繁“出击”。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可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不搞“大水漫灌”、大幅增发货币，也没有盲目投资和显著扩大赤字，不进行大的政策调整，给市场主体稳定的预期和信心，同时还能更多地关注结构调整和改革。
此外，为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区域、城乡、产业之间结构失衡问题，2014年，我国政府在“区间调控”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定向调控”。与以往相比，在定向调控力度上，不搞强刺激，而是实施“喷灌”、“滴灌”，注重补短板、强基础、增后劲。在定向调控对象上，改变以往调控对象偏窄、手段单一的缺点，将调控对象与实体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密切挂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绿色发展、“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等均成为定向支持的目标领域。手段也更加丰富，包括实体经济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社保政策、金融政策等都出现了为定向调控“加力增效”的迹象。这些变化反映出定向调控的内涵大大丰富了，不再是狭隘的、行政命令式的要定向“做什么”，而更像是为了今后少做或不做什么而采取的纠偏措施。
三、更加重视预期管理和引导
预期是微观市场主体经济行为重要参数，进而构成宏观经济运行重要变量，由于在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因素增多，特别是网络信息十分发达的环境中，市场预期不稳定会影响到宏观政策实施效果，因而受到各国决策层高度重视。不同于西方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领域的做法，我国的“预期管理”覆盖领域更加宽泛，强调“信息、政策、信念和交流”的现代方法逐步增加。尤其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还不稳，市场主体对经济复苏的信号还略显谨慎，如何进一步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引导市场行为向政策方向发展已经成为稳定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为此，我国政府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法来进行预期管理：一是把稳定预期放在突出位置上，不断明确表明对经济稳定增长，“不让增长滑出下限”的态度、信心、判断和立场，以提振整个市场的信心；二是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要求完善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增加对社会密切关注的宏观经济等重要信息发布频次。并要求政府与公众互动，不仅科学解读新政策法规，让公众更好地知晓、理解政府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和改革举措，要回应热点问题，注意把公众期盼融入政府决策之中；三是及时公布权威性、重点性、及时性、无偿性、透明性和可信性的政府信息或政策，并在第一时间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科学解读，以促使政府政策规则、政策制定、政策目标和政策导向等保持稳定性、透明性、可预知性和可学习性。
四、树立“国际化、全球化”视野
经济一体化将全球经济日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当前我国经济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贸易国和全球资本输出大国，国内经济深度与世界经济融合在一起。正是基于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实际，我国政府新一轮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已超出一国范围，明显带有“国际化、全球化”视野，对全球经济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外溢”效应。其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一是大力促进商品出口，鼓励优势产业和资本输出，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在世界范围内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长远的战略布局；二是不再拘泥于现有发达国家设立的国际经济活动平台，而是按照我国的需要开始作为主要发起人发起和设立国际经济机构，并在各种国际场合提出自己的议题，积极参与并主导一些国际经济规则的设置，打通我国金融资本走向世界的“国际通道”；三是积极推进经济自由化，国内建立上海、广东、福建、天津自由贸易区；在国际上，大力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发展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太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打造经济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促进经济交往中的多赢、双赢局面，强化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
五、更加注重供给管理
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是宏观调控中通常使用的两种方式。针对导致宏观经济失衡的因素，合理搭配使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对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有重要作用。但从近年来我国宏观调控实践看，由于长期深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在促进经济增长问题上，我国对调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需求管理较为偏重，其主要落点都在需求侧。在此偏好的引领下，尽管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也使“两高一低”（高耗能、高排放、低附加值）产业长期主导经济发展，不仅使大规模资源耗损不断增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也导致了产能过剩、投资回报递减、发展失衡、分配扭曲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正是基于需求管理政府自身的缺陷，以及经济新常态下投资、消费、出口等传统“三驾马车”增速下滑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2016年1月2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第十二次会议，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种种动作寓意着今后我国宏观调控思路将做出新的调整：从过去突出强调需求侧转变到更加重视供给侧，宏观调控的长期视野将集中体现在供给管理上，即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创新，发挥企业和创业者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通过结构调整、制度变革与完善，解决中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解决短期经济波动问题。当然，“更加注重供给管理”并不意味着忽视需求，而是需要在重视供给侧的同时，更应注重需求侧的创新升级，以实现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合理分工、协调配合，统筹施策，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