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潘启雯
随着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我国开启了新一轮全面改革。“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了新的动力和增长点，但如何把脉中国经济“大变局”的内外部有利环境及可能性，需要政府容忍短期内的经济放缓，同时破釜沉舟式地“革自己的命”。为此，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企业家在这本《经济大变局，中国怎么办？》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和主张。不论各方对这些经济学家、企业家之言有多少保留，他们依据多年思考、调研给出的这些意见值得认真对待。
“钱荒”根源与国资改革
很多人对我国现在发生的“钱荒”感到很不解，因为我国的货币流通量并不少，从广义货币M1、M2来看，流通的货币量是很大的。为什么会发生“钱荒”？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分析原因有二：其一，我国正处于双重转型阶段，第一个转型是发展转型，从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在这两个转型过程中，农村对货币需求量大增。农民经营土地甚至开办小工厂，需要大量资金。其二，政府投资及贷款不配套。银行将大部分贷款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尤其小微企业很少能获得贷款。贷不来款，民营企业就慌了，因为手上没有资金，万一有好的投资机会，就丢失了；还有，如果资金链断了，连企业日常运行都会困难。
早前，厉先生及团队在广东调查还发现，很多企业都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用当地企业家的话说叫“现金为王”。几乎家家都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自然货币流通量就不够了。
面对国资改革，很多人出于担心，提出“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全部退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则认为，“国有经济规模巨大，全部退出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他进一步分析指出，在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谋求“控制”，会扭曲市场；投资为了收益，对其他投资者不会造成不当伤害。因此，国有资本“应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国有资本关键问题不是“退出”，而是在竞争性领域与时俱进地改变国有经济的功能，由过去看重对产业和企业的“控制”转向现在专注资本投资收益，是否退出由投资运营机构分散地自主决策。国有资本的公共性不是表现为“退出”竞争，而是体现在收益分配的公共性。可以设想，如果在资本市场上活跃着一个个追求财务收益的国有资本投资机构，如同一些国家的一只只养老基金，必将对改善资本市场产生正面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加上非洲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管清友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将对中国未来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将重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掀起国内第四次投资热潮，同时也标志着新一轮企业并购浪潮拉开序幕，或许将迎来中国式的“黄金时代”。特别是新一轮企业并购浪潮的兴起，将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共同参与的一次全民狂欢，并为中国资本市场带来一波“并购牛”。与美国相比，中国式“黄金时代”的开启可能更多依赖结构化红利，需要在技术、人口、政策、市场等方面盘活存量、扩大增量。譬如人口红利方面，尽管中国绝对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但“二胎政策”的放开、对房地产改善型需求的刺激，与美国的“婴儿潮”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如我国目前的整体科技水平与当年的美国不可同日而语，但拥有更多的大学毕业生、更多的科研人员，在“互联网+”引领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中，软硬件也已达到一定水平，可以期待信息网络、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及先进制造等技术的融合突破将为中国带来一轮新的技术红利。
与管清友的观点相映成趣，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徐高提出，作为一个有着美好愿景的战略，“一带一路”要最终成功，需要处理好国内与国外、政府与民间、长期与短期三个关系，推进就能少一些障碍，多一些进展。
谈论同一个话题，林毅夫却有他的新视野：“‘一带一路’需要加上非洲。”他给出的理由颇为充分：“一带一路”是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主，以产业转移为辅。在非洲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产业转移为主，基础设施建设为辅。这就像车子的两个轮子，是我们对外发展合作的两个支撑点。
是资本驾驭权力，还是权力继续掌控资本
30多年的改革史，一言以蔽之，是权力对资本解除封杀的历史，或允许资本存在和萌芽的历史。在改革开放中，权力部分释放了资本，自己也变得强壮。当资本的狼性被部分解除封印后，现在慢慢恢复成一只猎犬。这也许是目前中国最好的状态，一个强健的当家人和一只灵敏的猎犬。但两者间该如何平衡，是资本驾驭权力，还是权力继续掌控资本，或是并驾齐驱？这是左右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问题。财新网专栏作者乐平用“现在”和“未来”的对比方式谈了他的观点：现阶段的资本市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股市既有资本的属性，又有极强的权力属性。这一阶段决定投资价值的一方面是资本属性的回归，另一方面是权力控制的进退。在未来的资本市场，当股票的资本属性得到足够的充实，那时候所谓的牛熊才是股市的牛熊。如果资本在GDP的增长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同时股票也体现了资本创造价值的能力，那时股市和GDP的相关性会自然而然地增加。
从乐平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当过去人们仰望权力会带来公平正义和保障的时候，可曾想到它竟然会成为最大的枷锁；反之，当今天人们热情拥抱抚摸市场和资本时，可曾想到它的嗜血本性和前面数代人为驯服它而前赴后继的努力。在历史大潮的正反合中，数代人匆匆过去。我们也许能看到一个资本属性不断加强的资本市场，这正是今天中国资本市场最值得关注的根本特征。
传统银行的“互联网金融”还在路上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什么？到底互联网是本体，还是金融是本体？这个讨论争论从未停止过，但争论双方似并没在一个平台上用一个语境体系交流，像是在隔山打牛。对此，中国银行网络金融部副总经理董俊峰的分析颇为清晰明了：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做金融，是从互联网出发，所以他们会称自己是“互联网+金融”，是长尾在颠覆传统金融的垄断。传统银行、证券、保险和基金业做金融，从金融出发，因此在思维方式上往往被叫做“金融+互联网”，是传统金融嫁接互联网，虽自称“金融为本”，但似乎至今未秀出强健肌肉。那么在这个从“庙堂”到“草根”都在对“互联网+”充满期待的大变革时代，这两种出发原点不同的金融创新，到底是相向而行呢，还是渐行渐远？目前看来，趋势应该是前者，两个群体都在向中间地带也即理想状态的“生态金融”迈进，并将最终交汇为一种新的金融要素禀赋。
如果非要比较两个群体的差异，董俊峰认为两者“各有优势”。“互联网+金融”的先天优势体现在：互联网消费体验，体现趣味性、互动性、利益性，这显然是要看“90后”们的价值取向；互联网已构筑各自领域的流量入口，形成人群的聚集和口碑效应；在互联网入口搭载低门槛金融服务，强调便利性甚于强调安全性。
但“金融+互联网”的后发优势也毫不逊色：结构化金融服务的高技术门槛，需要人才和技术积累，如金融市场业务；有强资本杠杆约束，如网络融资、供应链融资；有长时间信用积累和行业洞察，如金融机构业务和托管、交易银行业务。所以，“金融+互联网”的优势，会在网络融资以及需要复杂组合、集成的结构化金融服务，如金融市场、财富管理和大资产管理业务。当然，传统银行的“互联网金融”还在路上。于是，大家能有机会看到工行e-ICBC的品牌发布、建行的善融商务、中行的中银易商（“4-6-4战略”），还能感受到市场关注着平安的陆金所、招商的小企业e家、民生和兴业的直销银行，但无论是客户规模还是服务模式，都还远未达到“奇点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