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聚贤财富
12月18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国家发展论坛”在燕园内举行。参会代表包括以国家发展为使命的智库专家、学者、企业家及高管、金融机构负责人等350人，林毅夫、姚洋、周其仁、张维迎等北大国发院教授悉数出席。
时至岁末，2016将尽，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前景扑朔迷离，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为厘清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这场以“全球变革时代的中国”为主题的首届国家发展论坛，立足于中国改革发展与现代化实践，通过智库专家、学者和著名企业家们的思想交锋与智慧碰撞，系统总结中国经济的重大进展，前瞻性展望中国未来发展休戚相关的全球格局演变、重大战略和政策。
作为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和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在开场主旨演讲中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他首先讲道：“作为经济学家，我想跟各位谈的是全球时代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谈及中国经济发展，不管是在国内还是海外，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自然是中国经济到底能否在“十三五”时期实现年均6.5%的GDP增速。
林毅夫表示：“6.5%以上的经济增速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十八大提出的既定目标能否实现，即到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能不能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同时，这对世界经济也很重要。因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现在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中国是否还可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也是大家对6.5%这个指标如此关心的原因。”
然而，自2010至2015这六年间，中国GDP增速已连续下滑，特别是2015年，中国经济出现6.9%的增长速度，不但创1990年以来最低增速，而且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出现连续六年的持续下滑。
直到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个百分点。现在看来，2016年增长的速度也就是在6.7%，还是继续下滑。
背后原因
“过去讲平均每年9.7%的增长，当然每年之间都有波动，但是一般说经济下滑两年，最多三年，经济增长就会回升。如果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长6.5%，与改革开放后，从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长9.7%来比，已经向下调整了30%。照理说这个幅度也不小，余地比较大，不会有太大困难。”
林毅夫反问道：“在这种状况下，大家为什么心里还没底，中国经济下滑的底部在哪里，会不会突破‘十三五’规划所讲的6.5%的‘底限’？”
他坦率地指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探寻为什么从2010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逐年下滑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关于对原因的分析，学界已有不少观点。有人认为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有很多内部问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中国的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到位，资源配置会有问题；三是正在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面临的诸多难题亦会影响到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速等。
不过，林毅夫表示：“我个人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绩效，但是要看中国经济就必须像今天论坛的主题一样，一定要从全球变革的视角来看中国经济。”
因为如果按照汇率计算，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经济增长会影响到世界，但同样更为重要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亦会深深的影响中国。”
当中国经济逐年下滑之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表现怎样？林毅夫遂以2010年为起点，列出金砖国家、东南亚国家、发达国家三组数据分别与中国进行对比阐述。
数据显示，除中国以外的其它金砖国家，自2010年以来都在经历着与中国相当或更深的GDP增速下滑幅度。比如2015年的中国经济增速是6.9%，但巴西2015年的增速是-3.8%，2010年是7.5%，跟中国一样下滑，而且降幅比中国更大；俄罗斯2010年增速是4.5%，2015年也降至-3.7%；印度2010年增速是10.3%（与中国10.6%在同一水平），2015年是7.6%，比中国6.9%高一点，但同样是从10.3%降至7.6%，其态势与中国完全一样。
林毅夫指出，印度2015年7.6%的增长需要考虑两点因素：一是印度2012年经济下滑幅度比我们深。中国2012年增速是从2010年的10.6%降到7.7%，而印度则是从10.3%降到5.1%，这有所谓触底反弹的因素存在。二是印度在2014年年底调整了国民统计方法，这让印度每年经济增速提高一个百分点。“如果把这两个因素考虑在内，印度在2015年的增速也是在7%以下，跟我们完全一样。”
“这些金砖国家不存在我们所谓的内部问题，有的本来就是市场经济，像印度、巴西，有的是在九十年代已进行了彻底的市场经济，当然也不存在我们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但是，其经济表现跟我们完全一样，甚至比我们还糟。那必然有共同的外部性的问题，共同的周期性的问题。”林毅夫说。
另外，再看东亚，诸如新加坡、韩国这些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新加坡2010年增速是15.2%，2015年是2%；中国台湾2010年增速是10.8%，2015年只有0.7%；韩国2010年增速6.5%，2015年是2.6%，同样下滑，下滑幅度比中国还深。
“这些是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一般来讲都不存在内部的体制机制问题，但表现完全一样，而且比我们还糟。由此分析，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和周期性因素。”
与此同时，占世界经济比重超一半的发达国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还没完全复苏，增速也越来越放缓，失业率不见好转，如欧盟、美国和日本等。
其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较好，但2015年经济增速也只有2.4%。其失业率状况似乎也较好，达到与危机前水平相当的4.9%。但目前美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比危机前低3个百分点，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同样处在历史高位的8%到9%之间。
林毅夫认为，“这些发达国家是世界需求的主要来源，其家庭负债过重引发的消费疲软，最终导致了整个世界的需求疲软，从而影响世界贸易的增长。”
影响因素
综合国内外，针对影响GDP增速的因素，林毅夫从“消费、出口、投资”这三架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开始分析。
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贸易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两倍以上，而现在已低于世界经济增长率。“中国在1979年至2014年间，年均出口增长率是16.4%，但从2015年开始，出口增长率开始下滑，今年上半年下滑了7.7%，这当然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林毅夫称，“危机刚爆发时，每个国家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稳定经济。我国有4万亿，其它国家或多或少也有，但至今世界经济尚未复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项目，投资增长也必然下滑。比如2015年，中国的投资增长只有10%，与整个‘十二五’期间平均18.8%相比，降了8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当然会受到影响。”
在这种状况下，“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动力在减弱，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靠消费增长。林毅夫表示，“中国国内的消费增长状况比较好是因为就业状况好，且家庭收入在稳步增长。去年中国家庭收入增长是7.5%，高于GDP增速0.6个百分点。所以年消费增长率维持在8%，高于家庭收入增速，也拉动中国GDP增速在去年达到了6.9%。”
林毅夫进一步指出，其它国家出口与投资下滑的情形跟中国一样，收入增长比中国差，而且消费下滑的幅度比中国大多了，所以其经济表现就比中国差很多。“从这些因素来讲，六年的经济持续下滑，以及到今年经济从6.9%降到6.7%，有相当大的因素是这些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6.5%以上与30%
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不但要看发达国家经济是否复苏，而且要看中国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如何。
林毅夫判断，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会相当不好，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长期停滞。“因为出现金融危机，一定是有内部的结构性问题，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完全复苏。但推行结构性改革，必然要减少投资和消费，经济增速一定会下调，失业率必然增加。这也就是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到现在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就要看内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不是足够。他认为，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而投资需求特别需要与“三去一降一补”中的补短板相结合，这不仅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而且可以促进产业升级，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生态环境，推进城镇化进程。
对于中国能否在“十三五”时期达到GDP年均增速6.5%以上，林毅夫坦言，“通过适度扩大总需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展，投资与消费都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相信中国可以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年均增速6.5%以上的目标，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也就能够顺利实现。”
与此同时，“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占全世界的比重是15%，6.5%的增长意味着中国每年能对世界贡献一个百分点的增长，而现在世界的增长无非就三个百分点，这样中国每年就仍能继续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30%的动力。所以中国经济还会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和引擎。”林毅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