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阶段经济发展中的三大问题，折射出中国未来增长的隐患，如果不进行深入改革，未来中长期的增长趋势难有保证】
张军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因为它们将是中国经济未来潜在增长趋势的威胁。
经济发展中的三大问题
第一，尽管GDP的增速持续回落，但社会融资规模，特别是信贷规模仍然保持着比较快的增长趋势。
第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回落得那么厉害，特别是私人部门的投资几乎已经停滞。如果没有国有部门接近两位数投资的增长，今天经济的状况可能会更糟糕。私人部门之所以不愿意投资，除经济下行之外，私人投资面临比国有投资更为严厉的约束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考虑到私人投资占整个制造业投资的规模至少在60%以上，私人投资停滞的后果相当严重。
第三，尽管GDP增速在不断回落，但中国的就业至今并没有出现太大问题，失业率并没有增加。对于当下来说这可能是一件好事，政府似乎也因此就对增长回落有了更宽的容忍度。但从趋势来看，这是劳动生产率开始减速的一个信号。如果劳动生产率不能维持稳定增长趋势，未来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会下降得更快。
中国的债务问题
中国债务问题的核心在于它的持续存在。因为债务存量的规模过大，而这些债务又必须继续滚动下去，它就持续不断地产生对流动性的需求，即使实际的投资并没有相应的增长。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信贷继续扩张无非是对债务的再融资而已。但问题是，这已经是不可持续的过程。
中国政府现在也有一些处置过高债务的政策，包括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置换方案，如2015年置换3.2万亿，2016年置换5万亿。除此之外，也在推进企业层面上债转股的试点，但更彻底的办法还没有进入讨论视野。现在最大的债务在国有企业，特别是大的国有企业身上。个别国有巨型企业更是负债累累。为什么这些债务的解决不可以通过国有大企业的战略重组和股权重组呢？通过出售国有资产或转让股权式的战略重组，不仅可以偿还国有企业的负债，而且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本性。事实上，可以把解决当下国有企业债务问题与国有企业改革结合起来。
私人投资意愿的消失
固定资产投资对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些年投资的增长率从20%的趋势回落到了8%左右。因为政策原因，2015年房地产投资只有1%左右的增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016年以来一线城市房价会反弹得这么快。在投资回落中，私人部门投资的回落非常刺眼。2012年之前的十年，私人部门平均的投资增速大概有20%，但到2015年私人部门投资增速就降了一半，只有10%。2016年1-8月份则只有2.1%的增长，其中，7月份是-1.2%的增长。私人部门的投资意愿正在慢慢消失。
首先，因为经济下行，私人投资意愿固然不高，但在下行时，私人部门会比国有部门面临更严厉的融资约束也是事实。比如，现在政策宽松的环境下，国有商业银行反而更不愿意贷款给私人投资者。私人企业在直接融资市场上依然处于不利地位，所以私人部门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现在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严重了。其次，是行业的准入。在那些资本密集的行业和高端服务业中，很多私人企业依然面临巨大的行业准入壁垒。在大多数的现代服务业领域，附加值比较高的服务业，非国有部门的份额都很小，这大大限制了私人部门的投资机会。再次，私人投资者总是面临政策上的不公平竞争和不公正待遇，长期以来并没有明显改变。
未来就业的隐患
中国过去20年有8%以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但现在已经回落到了不足6%。考虑到中国的劳动力增长已经非常缓慢，可能会进入负增长，所以，GDP增长的长期趋势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如果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进入到那些生产率非常低的部门和非常低端的非正规部门就业的话，尽管看上去就业相当稳定，但中国未来劳动生产率增长趋势却不容乐观。
现在中国就业状况好于预期的原因是服务业在经济下行期间解决了更多的就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在2010年之后远远超过了制造业，而它们在2010年之前创造的就业相对增速是反过来的，这说明服务业在过去这些年创造就业的能力大大提高。但这些年服务业的就业扩张大部分集中在非常低端的部门，而这些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非常低，往往多是非正规的部门，就业的流动性非常高，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除此之外，现在的就业稳定还有一个原因是国有企业释放了太少的失业人口。换句话说，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国有企业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没有大规模裁员。事实上，在国有企业就业的人一旦失业，持续的时间将远远高于非国有企业的失业人员。所以，在国有企业部门实际上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这是出现僵尸企业的原因。这些隐性失业的存在总体上阻碍资源再配置，降低了劳动生产率的改善潜力。如果现在大量的劳动力都进入这些生产率非常低或者生产率没有增长的行业，为了维持或者满足于眼下的就业而放弃对国有企业的这次再重组机会，未来的生产率增长就将没有保障。
国有经济亟待战略性重组
20多年前，因为国有企业部门的长期亏损和低效率严重妨碍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决策层决定对国有经济布局施行结构性改革，缩短国有投资的战线，让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大规模退出，只保留国有企业在战略性行业。近些年来，国有经济从过去的亏损者、被补贴者变成了主导者，甚至在一些曾经退出的领域再度扩张。
很多人以为国有企业今天创造了巨大的利润，就不应该说国有企业还有什么问题。实际上，国有企业的利润来自于它们的主导地位和吸纳的更大规模的投资，所以其投资回报率实际上比私人部门更低。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改革再度引起全社会关注。2013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混合所有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原则，但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国有企业的局面也没有变化。事实上，如果不对国有经济再次开展战略性重组，混合所有制改革只会停留在无关紧要的部门。应该从整体上对国有企业的分布进行调整，这样才会对中国未来整个经济的结构转型、产业升级和高生产率服务业的扩张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