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林毅夫教授在一个学术交流会上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原因并不是内部的结构性问题，而是外部的周期性因素。2010年到2013年，不只是中国经济的增速下降了，印度、巴西等其他新兴市场，韩国、新加坡等高收入国家，都经历了同样的情形。这些经济体的内部结构与中国不同，说明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是由共同的外部原因导致的。
林教授有力地论证了外部因素的重要性。但这并不能证明内部问题不重要，高中哲学老师反复教育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个小理论可以用来分析全球经济这样的大问题。打个比方，我们分析一个人为何会患病，气候变化这样的外部因素是条件，但他本人体质差、抵抗力弱则是更要引起重视的原因。全球金融危机就像一次突发的降温，让多数经济体染上了经济减速的“流行病”，中国经济也没有幸免。我们不能只强调“降温”这个外部条件，而不检查中国经济本身的“体质”。实际上，中国经济的“体质”—内部结构—也有一些问题，正是导致它在全球“降温”环境下患“流行病”的重要原因。
中国经济显而易见的结构性问题是增长过于依赖外贸。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其实并不是非常大，远远小于投资和消费。但是，经济政策是以外贸为重点。当外贸形势不好时，常常就有刺激政策出台，用投资去弥补净出口增幅降低造成的需求缺口，1993年、2003年都是如此，最为突出的则是2009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2009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7.4%，但投资的贡献率高达87.6%，使得那一年的GDP增长率仍然得以维持在9%以上。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中国经济被外贸牵着鼻子走，失去了自己的节奏。但是，刺激只能见效于一时。很多国家都有增长过于依赖外贸的问题，“体质”有与中国相似的方面，这是它们在全球贸易“降温”环境下也纷纷“患病”的原因之一。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投机资本外流，也是导致很多国家经济减速的重要原因。在这方面，中国的“体质”还算比较强，但货币政策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为什么中国与那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新兴发达经济体（指韩国、新加坡等非欧美发达国家）有着相似的结构问题？原因在于，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发达国家设计的发展模式（如华盛顿共识），推进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等各种自由化改革，削弱了他们面对外来冲击时的抵抗力。
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按照西方发达国家设计的模式发展，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例如，欧美对中国的外贸设置越来越多的障碍），因此，中国应该开创自己的发展模式，不能再依靠（技术上和制度上的）后发优势。为此，我们应该认真检查中国经济的“体质”—内部结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