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政府的一大政策取向是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但在采取具体行动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才是合理的结构？合理的结构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对于这类问题，不仅经济管理部门无法准确回答，专家学者同样也无法准确回答。当初正是因为无法回答此类问题，我们才被迫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转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目的就是让市场来回答此类问题。
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的经济结构不是政府建构出来的，而是市场选择出来的。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首要任务不是去建构合理的结构，而是去培育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创建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的市场条件，然后让市场去选择合理的结构。从狭义层面看，结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价格问题；而从广义层面看，结构问题又是一个制度问题。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主要任务是理顺价格，建立制度，充当裁判，提供服务。否则，经济结构调整很容易演变成各级政府部门以经济结构调整为名，行行政干预之实的借口。具体而言，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大致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理顺价格，放松管制。对于公共领域，价格通常应由政府确定。具体而言，政府的定价活动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针对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税收制度，这相当于政府针对经济主体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收取管理费；二、为实现各项管理目标，政府需制订一个完备的公共财政支出计划，这相当于政府对各项管理目标的成本进行定价；三、政府还需对一些具有外部性的公共产品进行定价。比如在公共交通和市政建设领域，政府需要对提供公共交通服务和市政设施服务的企业进行合理的价格补偿；再比如在环保领域，政府需要针对企业的排污行为制定合理的对价。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公共领域的定价主体是政府，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同样可以引入价格竞争机制。
理顺公共领域的价格，就是要对公共领域存在的不合理的定价机制（包括税收体制、财政支出体制及公共品定价机制）进行改革。判断公共领域定价机制是否合理的标准是：一、看它是否有利于最大化社会福利，即是否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性；二、看它是否有利于促进公平正义；三、看它是否有利于实现政府收支的大体平衡。
对于非公共领域，政府应该放开对价格的管制和干预，借助市场竞争形成价格。目前我国仍存在价格管制的非公共领域主要包括土地（包括矿产）、能源和金融。政府需加大对这三大领域的价格改革力度，逐步建立起土地、能源、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定价机制。
我国目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一方面和名义总需求相对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我国排污价格、能源价格、工业用地价格、资金价格和外汇价格扭曲有关。由于环保成本、用地成本和电价成本过低，导致钢铁、电解铝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在经济繁荣期产能过度膨胀，而在经济萧条期产能大量过剩；由于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导致外贸部门过于庞大，一旦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产能过剩问题立即凸显。实际上，在总量平衡的条件下，解决个别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最好机制是价格机制，如果不理顺价格，相关部门仅通过控制投资审批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
在一些垄断性行业，如金融、电信、铁路、石油等，政府应降低民营资本的准入门槛，提高民营资本的参与度，建立国有和民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管制经济本质上是短缺经济。目前在我国少数仍存在价格管制和准入管制的领域，都或多或少存在供应短缺问题，比如房地产领域（由于土地供应受到管制，导致一二线城市商品房供应相对不足），金融服务领域，能源生产领域、铁路运输领域、电信服务领域等。只有理顺价格，放松管制，上述领域的供应短缺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改观。
建立规则，加强监管。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分散决策。为约束和规范各利益主体的行为，一方面需要政府出面制定有利于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游戏规则；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以法律、法规为准绳，加强对市场竞争主体行为的约束和监管，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监管部门在监管过程中，既要防止监管不足，又要避免监管过度。
完善制度，提供服务。市场经济需要许多基础性的制度作为支撑，包括产权制度、破产制度、财税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融资制度、公共服务制度以及弱势群体救助制度等等。由于这些基础性的制度安排都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其本身无法依靠市场机制自发提供，因此，需要政府出面来建立和提供。
实施宏观调控。所谓宏观调控，是指政府相关部门综合运用货币、财税等总量政策手段，通过调节名义总需求（货币供应量），使之与实际总供给达到基本平衡（即维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实现充分就业。在此基础上，政府还需采取措施实现财政收支和国际收支的大体平衡。总量调控本身不能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直接手段，它只能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创造适宜的市场条件。一味压制名义总需求（货币供应量）不仅无助于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和结构扭曲问题，反而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制定适度的产业政策：重点在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通过横向和纵向考察各国产业政策，会发现，政府在扶持产业发展方面的成功范例是很少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最成功的产业政策无疑是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扶持政策。政府通过降低加工贸易品的进出口关税，成功将国内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附着在加工贸易品上实现了对外出口，换回国内紧缺的技术、设备和资源，促成了国内经济的起飞。但是，政府的光伏产业政策、LED产业政策、激光产业政策乃至汽车产业政策（进口替代）很难说获得了成功，而这些产业政策当初大多是作为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具体措施推出的。因此，政府在制定产业扶持政策时一定要格外小心。一般来说，只有当选择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作为扶持对象，政府的产业政策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而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常是非常困难的——并非所有的“高精尖”产业都适合作为一国产业的重点扶持对象。另外，如何确定产业政策的扶持力度，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否则很容易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由于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方面会面临诸多困难和风险，因此，可采取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将产业政策的重点放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上。这样做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增加就业，二是可培育和发现优势产业，三是可避免对产业的过度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