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记者 柳立
2013年我国国民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全年国内生产总值5688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7%。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数字背后中国经济发生的新变化，从而做好宏观调控？日前，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就此问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2013年GDP同比增长7.7%，这与一些专家早前的分析和预判基本一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7.7%这个数字？
刘伟：7.7%说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呈平稳态势，具体表现为，第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受新阶段经济制约条件变化的影响，自然经济增长率较此前出现新的长期回落趋势。改革开放35年（1978-2013年）来，中国年均GDP增长率保持在9.8%左右，进入新世纪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更是年均增长率达到10%以上，到2013年末GDP总量已经达到56.88万亿元（现行价格），按当年汇率计算已达到9万亿美元左右，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1.8%（列当时世界第10位）上升到11%以上（自2010年起我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继续巩固世界第二位的位置。人均GDP水平年均增长8.7%左右，换算成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自1998年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向下中等收入国的转变，自2010年实现了由下中等收入国向上中等收入国的穿越。预计到2020年，人均GDP水平将实现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水平的跨越（按照世界银行最新调整的70个高收入国家的收入起点12475美元计算，2010年价格）。2030年之前GDP总量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可能，这一超越的时间可能还会来得更早些，有估计为2023年）。
第二，新阶段的经济约束条件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突出的在于，一方面供给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进入快速上升期，突出表现在土地、劳动、生态环境、能源、矿产资源等方面。因而，继续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拉动的经济高速增长已不现实；继续过多依靠低成本竞争优势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以出口拉动（20%以上年均出口增长率）经济10%以上的增长已不再可能；继续依靠扩大投资规模（年均增速在23%以上，甚至有年份超过30%）作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已不可持续，要求增长方式必须根本转变。另一方面，需求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消费需求由于国民收入分配在宏观上（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结构上（农产业与非农产业、城市与乡村、不同区域之间）、居民内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各自内部）均存在严重扭曲，在宏观上导致消费需求增长与国民经济均衡增长要求不相适应，消费率长期偏低；微观上促使消费倾向下降。投资需求由于产业结构升级迟缓，产能过剩日益严重（比如以产能闲置率超过20%为标准），不仅普通工业消费品产能多方面过剩。而且投资品领域出现严重过剩。如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制造、化工、化纤、造纸等，甚至一些新兴产业，如风能发电设备、光伏制造等，也开始出现过剩。有些不仅是相对过剩，国际国内市场需求不足过剩，而且是绝对过剩。因此，在结构升级缺乏动力的条件下，投资需求不可能继续快速扩大。出口需求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以及国际经济周期性和贸易保护等原因，难以继续维持两位数以上的平均增长率，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不会长期为负值（2012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但也不可能回到年拉动2-3个百分点的时代（比如2002-2007年）。
第三，GDP年均自然增长率，在2020年之前，估计在6%-8%之间，实际增长率若能稳定在7%以上应属正常状态，跌破7%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中短期看，若无重大结构升级，则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会稳定在15%左右（甚至可能降至10%略强的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实际增长会在10%-15%之间。因而投资率和消费率预计会稳定在目前各50%的状态，预计2014年，也会大体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全年增长在7%以上是有内需支持的，重要的尚需视净出口变化情况。
记者：有学者认为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为经济结构调整和缓解环境压力腾出了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刘伟：是的。第一，积累与消费结构性严重失衡已开始发生趋缓变化。以绝对水平看，我国现阶段总投资在GDP中的比重达到50%（投资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投资保持着很高的增长率。进入新世纪以来（2000-201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22.22%（按现行价格计算），经济增长率中投资拉动作用长期明显高于消费需求增长贡献率。这不仅在当代各国经济发展中罕见，而且自然会排斥消费的均衡增长。从增长速度上看，据测算，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3.5%左右，取一个标准差为正常波动（可承受范围）为正负9个百分点，即正常区间为（14.5%-32.5%）。若其他条件不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超过23.5%之后，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相应消费需求增速将放缓0.56个百分点，若在达到32.5%之后仍然扩张，则投资增长率上升一个百分点，相应的消费需求增速会转为负值，即消费出现负增长。因此，我国总消费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62%持续下降到2010年的47%。我国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失衡和不可持续性均与这种投资与消费结构严重扭曲相关。但近年来，这种结构失衡的严重程度开始减缓，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消费占比（消费率）下跌趋势被遏制并开始回升，2012年还提高至近50%，2013年预计也能保持这个水平。
第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严重性发生了趋缓变化。从宏观上看，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有所回升，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里，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年均下降一个百分点左右，重要原因在于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下降，而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在上升。以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与1997年数据比较，第二产业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了10%左右，相应的企业盈余占比上升了10%左右。第三产业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近20%，相应企业营业盈余占比上升20%，政府生产税净额的占比虽然上升不到一个百分点，但政府税收并不只是初次分配中生产税净额，在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和企业营业盈余还需付税。事实上，改革开放35年来，政府收入以年均18%以上的速度（按当年价格计算），超过企业营业盈余和劳动者报酬增速。但近年来这种状况出现了新变化，特别是“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以来，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趋势开始被遏制。同样，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劳动报酬（工资）增长加速，劳动力市场上刘易斯拐点的临近、社会保障和福利标准的提升、民工工资水平的提高，使得初次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企业营业盈余增长空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资本所得增速大大高于劳动者报酬增速的局面，再加上财税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一系列结构性减税举措和“营改增”（营业税改增值税）的逐渐推行等，税收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显著下降，居民收入增速相对慢的状况有所改变，在GDP中占比下降的趋势开始被遏制。从微观上看，尽管城乡居民基尼系数始终处在通常所说的警戒水平（0.4）之上，但是自2008年以来呈现逐渐降低的态势，究其原因重要的在于一方面低收入阶层收入提升速度加快，另一方面城乡收入差距缩小速度加快。事实上，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具解释力的原因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城镇化的加速无疑会从发展上为缩小差距创造条件。
第三，要素价格结构体系扭曲逐渐被竞争性的市场机制纠正，因而产业结构向优化状态调整状态速度加快。最优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素价格结构的最优状态，某种要素越富裕，其相对的价格就越低，反之则越高。充分竞争性的市场机制能够使要素价格结构客观地反映要素禀赋结构，如果技术结构不变，即要素禀赋结构不变，要素价格体系越是客观地反映要素禀赋结构，越能推动产业结构在既定要素禀赋下达到优化。如果由于市场竞争不充分，不公平，或由于政府过多的干预进而对市场竞争产生严重抑制，则要素价格体系不能真实反映要素禀赋结构，即价格扭曲，由此会引发实际产业结构脱离优化状态。这时改变价格体系使之真实化并由此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这便是产业结构调整（如果通过技术创新使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要素价格体系带动产业结构变化，即为产业结构升级）。尽管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但通过市场力量推动结构调整力度在逐渐扩大。以往长期有悖市场规律，压低能源、矿产资源等原材料、环境生态、劳动（特别是民工）等要素价格，进而形成高能耗、高污染、高物耗的产业结构，远远偏离要素真实禀赋结构。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近年来这些要素价格扭曲的状况正开始得到纠正。从经济结构上看，低水平重复建设形成的产能过剩矛盾，在存量克服上虽然迟缓，但从增量上已经得到有效抑制；从企业竞争力上看，在经济增长放缓至7%-8%，工业增加值增速放缓至10%左右的条件下，企业亏损状况仍有所改善，亏损额占主营收入比自2012年5月以来维持在0.8%左右，不仅低于1997年以来的均值1.4%，而且还低于2003年以来快速增长期间（年均增长10%以上）的0.9%的水平，表明竞争性的市场价格体现出对企业行为约束力度增强，企业对市场竞争、对增速放缓的适应性提高。
第四，国际收支结构失衡严重，特别是经常项目盈余巨大，但失衡的严重程度开始相对降低。尽管庞大的经常项目盈余及相应的“外汇占款”对国内经济失衡产生了深刻的作用，但严重程度的加剧已经开始被遏制，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7年的10.8%，降至2011年的2.8%。又降至2012年的2.6%。未来经常项目顺差仍然存在一定程度反弹的风险，但相信外部账户再平衡的部分过程已经完成。
记者：面对仍然存在的经济下行压力和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央明确提出，今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此您作何评价？
刘伟：财政与货币政策采取松紧搭配，有利之处在于，当经济存在滞胀风险，而双重风险孰为首要或难以判断或不断变化时，相比较“双松”或“双紧”，这种政策组合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宏观政策调控本身的风险，从而降低由宏观政策调控引发的经济波动幅度。在反方向组合的框架内，根据经济失衡而变化的新特点，适时调整松紧搭配中的松或紧的不同力度，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和通货膨胀两个上下限目标之间不断地调整松紧各自的力度，即围绕着既定经济增长7%以上的目标和3%左右的通胀控制目标，调整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和货币政策的从紧力度，只要在这一上下限范围之内，宏观经济政策便只做松紧程度上的微调，不做方向上的逆转，既提升了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也提高了社会对宏观经济政策预期的稳定性。从经济运行实现的全年指标及相互之间的协调性来看，宏观调控的力度和各方面政策的系统性（包括财政收支政策、货币信贷和利率政策、国际收支及汇率政策、国民收入分配即居民收入调节政策等）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一方面这些所实现的目标与预期目标基本吻合，体现了宏观政策对于经济增长和运行的可控性；另一方面，各目标间的相对关系，体现了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的要求，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目标诸方面的结构关系朝着再均衡方向的进展。在新的一年里，只要国际国内社会经济不发生重大变化，继续稳定实施这种宏观政策，预计经济稳定增长且结构发生良性变化的目标能够如期实现。如果国际经济复苏步伐能够进一步加快，或许可能有更高些的GDP增长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