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这是近年来经济学家苦苦思索的问题。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大繁荣》一书中，对亚当·斯密的消费决定经济的理论进行质疑。斯密认为人的幸福和福利来自消费和享受，商业周期因此以满足这样的需求为目的。菲尔普斯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因为它把消费者和生产者对立起来，没有考虑到生产者的创新经验给经济模式带来的内在动力和给生产者带来的精神愉悦。传统的市场经济学理论认为每个经济体都是一个均衡的整体，它已经吸收了所有可用的信息。这样的理论没有给经济运作自身产生的信息留下空间，而是从外部寻找发展动力，譬如说国外需求，政府政策或资助，或者央行货币发行。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实际上来自外部。
在国内的讨论中，不少人把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的动力归结为城镇化带来的需求、产业向内地转移、民生工程、消费转型、产业国际化、品牌建设、文化消费的开拓和服务业发展等因素。不过，严格说来，对经济发展而言，这些有利条件是外在机遇而不是内生动力。
美国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最成功的范例。但是，金融危机已经结束4年多，美国经济的发展还只是在缓慢增长，按危机前的预测来计算，今天美国的GDP还有10%的亏欠。这种情况使得许多人感到费解。同危机前相比，经济发展的要素都照样存在：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生产力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如果说金融危机戳破了泡沫造成的纸面财富，那么，今天的美国的国民财富已经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如果说金融危机只是由货币流动性造成的，那么，今天美联储已经向经济注入了足够多的资金。既然没有伤根，为什么绿苗老是长不成大树？
在一个经济实体中，资源总是包括两个部分：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同自然资源不同，人是有社会性的。在大部分市场经济理论中，进行经济活动的人被抽象为理性的同其他人只有经济关系的活动因子。事实上，生产者的积极性，与社会如何根据土地、劳动和资本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对租金、工资和利润进行分配密切相关。最近，在对欧美的经济问题进行解析时，经济学家开始把目光转移到分配问题。
分配问题影响到经济恢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贫富差距。美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是上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最富有的1%的家庭，其收入在2012年占了所有家庭收入的19%，财富占了43%。尽管有各种社会资助，美国在2012年有15%（4700万）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金融危机前的楼市泡沫，给了许多人虚假的财富感，这种财富并没有随着金融危机的结束而恢复。2009年以来公司盈利和股市价格的上升所产生的盈利，有95%进入了1%最富有的家庭。由于失业率压力，新就业人的工资反而在下降。同时，电脑网络和精密加工等高技术产业取代传统产业的趋势，也在逐步缩小美国中产阶级的人口，扩大两极分化。美国国会今年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也是政府想要减少贫富差距的措施之一。
第二个影响是福利制度。由于贫富差距加大，政府不得不增加社会福利来维持社会稳定。特别是因为在金融泡沫时期，政府的税收相对宽松，福利程度普遍提高。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尽管债台高筑，还是不得不履行已经承诺的义务。欧债危机和美国债务危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2014年总统预算中有58%的钱用于社保、失业救济金和医保。同时，美国近年内退休人口将大量增加，这就意味着税务收入的减少和福利义务的增加。格林斯潘最近说，国家福利主义已经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威胁。法国要对年收入百万的人征收75%的税，也是出于这种状况的无奈之举。
贫富差距悬殊和国家福利负担过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影响到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创新的积极性。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任何有利于发展的经济要素，都要通过人的经济活动才能得到开发和综合，物质的自然潜能才会转化为社会的经济现实。在经济活动中，对收入过低的人来说，一方面，绝对收入不能提供发掘创造力的自由和空间，另一方面，相对收入水平会打击自给自足的尊严，并抑制发挥内在潜力的积极性。对赋税过高的人来说，即使绝对收入远远超出其他大部分人的水平，相对过高的纳税比率，还是会削弱进一步开拓事业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