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前夕，记者专访了袁志刚教授，听他分析预测中国经济的短期与中长期。访后感想：“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马年中国经济还不能马上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得先过几道坎，迈过去，中国经济将迎来新的黄金期。
十八届三中全会定调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研究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中长期看好，短期困难，原因是什么？
袁志刚（以下简称“袁”）：外部条件，美国经济复苏，带动全球回暖；国内，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未来发展道路定调，加上上海自贸区这块改革试验田。这些影响糅合在一起，从长期看，经济转型升级的道路是非常好的，比较遗憾的是这个转型升级晚了十年。
记：这条道路具体是怎么走，通向哪里？
袁：简而言之，就是让市场发育，让市场发力。
在对外发展战略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刻指出中国经济将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需要采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来更好结合的方式，通过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由此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从而实现以开放促改革的发展目标。具体措施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的三大具体举措。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外发展的表述可以看出，中国对外开放发展目标，肩负着两大任务，一是经济层面，必须促进中国在新的全球化形式下，获得新的国际竞争优势；二是政治层面，需要通过进一步开放的方式，来促进国内改革的推进。这两大任务将采用市场化的手段来实现，通过促进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动，由市场来发现和决定中国经济比较优势所在，并因此使中国经济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也使中国改革能够全面而系统地得以完成，最终实现中国经济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战略目标。
中国未来所面临的新外部发展环境，将是一个产品要素流动更为自由、竞争更为激烈的市场环境。在新的发展环境中，中国仍旧需要通过劳动要素、土地要素等经济要素与跨国公司资本与技术的结合，发挥自身要素的比较优势，推动经济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促进劳动生产效率提升，由此分享全球化红利对经济结构优化所带来的好处。这种结合将不再仅是中国国内还包括全球的其他地方的全面结合，也就是中国要素要依托新的更高水平的全球化趋势进行全球性的资源再配置，更为重要的是，要利用更高水平的要素自由流动环境，推动中国跨国企业的成长，构建中国全球竞争力的微观基础，这是中国对外开发战略新的课题和最重要的目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系统性问题也都进行了战略性部署，以政府和市场边界的界定为关节点，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型，推动经济体制的全面市场化改革，并以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促成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变。这意味着中国内部的经济市场机制将能够对应于全球化更高水平的自由化发展趋势，使中国在未来参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将能够更容易地分享到全球化的静态分配收益和动态增长收益。
各种成本上升制约短期发展
记：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用开放倒逼改革的意图十分明显。那么，2014年的坎坷将体现在哪里？
袁：先吃一颗定心丸，中国经济增速已下移至新的中高速区间，不太可能重新回到10%，但在内部改革不断推进以及外部需求逐步回暖情况下，继续下滑的概率也不大。
但是，还没有出现新的强力引擎。从2012年开始，经济增速较慢，2013年第二季度达到最低，第三季度有所好转，第四季度又慢下来。好转的原因是什么？还是一些短期因素。 2013年年中，媒体上大量出现了“四万亿的2.0版”的说法。
记：意思是这一波好转还是政府投资拉动的对吗？
袁：说“四万亿的2.0版”言过其实了，但确实启动了一些项目，同时又产生了新的企业库存。另外，房价上涨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这一年投资起起落落，寻求微弱的复苏，但还没有新的拉动力出现。消费虽然在逐渐显现了对经济的拉动力，但消费的增长是比较平稳的，不可能忽然爆发。
2014年可能非常困难的地方在，地方经济增长乏力，特别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地方政府的投资规模肯定不会扩张，不会出现2008年那样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金融收紧的情况下，房地产也不可能出现过高的增长。
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各种成本都在高涨的阶段。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开始富起来了。人口结构变化，青年人中独生子女是主力，他们的就业取向与父辈不同；有700万大学生要毕业就业，我们的服务业还没有展开，而传统制造业的劳动力非常短缺，工资不断上升，加上老龄化，养老保险缴纳又是一个负担。更严重、甚至匪夷所思的是融资成本上升，钱到了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前者靠泡沫推动，后者对利率不敏感，利率几乎达到10%甚至更高的情况下依旧愿意拿钱，实体经济拿不到钱，也付不起那么高额的利息。过去利率是扭曲的，依靠存款低利息甚至负利率，压低融资成本。土地成本近年来也不断上升，中国目前工业用地价格平均每亩在4万多，东部地区更高，而美国南卡州土地每亩折合人民币只有2万多。相比较美国来讲，我们的能源成本也是居高不下，另外还有环境治理成本也会更大，2013年雾霾这么严重，已经到了不得不下大力气治理的地步。污染严重的工厂关停，一下子几万人的就业包袱，国家要背。人口老龄化和污染治理是最大的坎，这两个高企的成本将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竞争力。
美欧经济复苏并带动全球好转
记：2014年怎么办？
袁：各种影响经济的因素中，有一个最大的亮点是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复苏了，尤其是美国。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很坚定，也带动了全球经济趋向好转。
美国有四大优势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一是科技创新，美国有世界一流的大学，最好的人才。这几年我访问欧洲发现，最有创新力的人才都去了美国，因为美国的制度更有活力，鼓励创新，而欧洲的社会保障制度“养懒人”。二是先进制造业。三是各要素的成本都不高，美国的劳动力结构是发达国家中最好的，劳动力成本不高，能源成本、土地成本都不高，除了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少数几个大城市，大多数城市的房地产价格都比我们的一线城市低。另外还有美元的货币优势。
欧洲的各项指标也显示出了走出欧债危机的势头，展望2014年，欧洲经济复苏动力仍将持续。首先，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所产生的流动性冲击提高了资本对风险的敏感性，这将加大资本向增长前景较好、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的流动规模；其次，较金融危机时期相比，全球经济趋于好转，这对拉动欧洲出口有积极作用；再次，经历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所进行的劳动力制度和福利制度改革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将逐步显现。
日本经济在规模巨大的刺激政策下摆脱了负增长的阴霾，然而，从政策的执行情况来看，积极财政政策规模仍然有限，并且旨在提高民间投资、鼓励竞争的产业政策仍然没有实质性举措。长期来看，货币保持中性，通过日元贬值以及虚拟经济繁荣产生的财富效应难以对经济的长期供给能力产生显著改善，制约日本长期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比如产业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等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此外，2014年消费税将从5%上调至8%，在景气上行通道并不明确的情况下提高税率将会对消费需求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格局则会弱于发达国家，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过程中，出现贸易逆差的新兴经济体将受到更为严重的冲击。
量化宽松政策退出与“三国演义”
记：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对中国也会有较大的影响吧？
袁：对。美国经济稳健好转以后，量化宽松政策退出，这种预期在2013年已经很明显了。 2013年12月19日，美联储宣布将从2014年1月起，逐步减少对长期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购买规模。也就是说，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已经启动了。不过，美国会采用“软着陆”的方式，一点一点退出，预计宽松可以维持到2015年。
很多人以为量化宽松政策就是一般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它是美联储购买长期国债，着力于长期利率，与传统的货币政策着力于短期利率不同。传统的货币政策主要是指央行通过改变该国的短期利率而对实体经济的总需求进行调节，从而达到稳定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目的。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方面，一国必须有稳定的银行体系，否则，缺乏稳定性的金融体系将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失灵。另一方面，当短期利率下降到零值附近以后，央行将无法再通过进一步降低短期利率来增加流动性的释放，实体经济可能会因此而陷入“流动性陷阱”，造成通货紧缩和总需求不断下降恶性循环的局面。次贷危机爆发后的美国，恰恰是金融体系恶化，而短期的联邦基金利率也下降到零值附近，传统货币政策面临失效，美联储采取了非传统的货币政策，也就是量化宽松政策。三个阶段的操作，有效降低了长期利率，刺激实体经济投资，从而真正能够启动就业，并推动房地产以及金融市场的繁荣，通过财富效应提振了居民消费，走上正循环的复苏道路。
量化宽松退出预期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已经显现。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流动性泛滥的国际环境下，新兴市场国家经历了快速复苏的过程，资产价格上涨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效应提振了经济。随着美国经济的好转，量化宽松政策的逐渐退出，获利资本流出新兴市场，流向处于技术革新前沿的发达国家将不可避免。
记：“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动荡席卷新兴市场，国际投资者纷纷抛售新兴市场货币，导致阿根廷、南非、土耳其、巴西、乌克兰等新兴国家汇率暴跌，并引发欧洲及亚太金融市场一系列连锁反应，股市汇市纷纷下挫。”这是除夕前一天的媒体报道。
袁：从历史上看，新兴市场经济体曾多次在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之后，由于国际资本的挤兑而发生经济、金融危机，中国需要做好防范。不过，我们看长期，美国经济状况的好转将提高其总需求水平，从而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产生促进作用。此外，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代表了2000年以来“弱美元”时代的结束。美元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升值又会进一步带动这些国家出口的增长。因此，那些在量化宽松政策时期借助良好的国际环境进行了结构性改革，经济基本面较好，对国际资本依赖相对较少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反而可能在美国经济复苏以后迎来其经济发展的机遇期。
记：如此看来，全球经济乍暖还寒，中国经济外部环境有喜有忧，该如何应对？
袁：美国复苏对中国很重要。加入WTO以来，中国贸易增速有过快速的增长，2013年的增速已经从过去的20%下降到8%。但是，不可否认出口占中国 GDP的比重为25%，仍然较高，它依然是影响中国经济的关键因素。我们不能放弃外贸这驾马车，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国，美国消费需求的上升将对中国的出口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此外，“弱美元”时代的结束也将减轻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出口的增加。接下去我们要抓住出口好转的机会，让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上升。此外，2014年可能会展开的是与新兴经济体的互动。
记：互动是指什么方面？
袁：如果将中国等视为以制造为主的国家，将美欧等国视为以创新、金融等高附加值产业为主的国家，将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视为以资源生产和出口的国家，那么这三种类型国家的“三国演义”将展开新一轮的正向反馈联系。首先，欧美经济的复苏将通过贸易渠道拉动中国的出口。中国出口增加一方面有助于短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学习效应也有助于经济效率的提升，从而提高长期经济供给能力；其次，中国经济发展增加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制造业产品以及资源国家的原材料和资源产品的需求。这些国家出口的增加又会巩固其经济上行通道，从而进一步提高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
自贸区是试验田
记：过这道坎的对策是什么？
袁：开放，让世界优秀的东西进来，带我们一起玩。让资本也走出去，不要都捂在国内。不要着急，只要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把要素价格做对，坚定地沿这条路走下去。不能再为了短期增长而做扭曲，做任何一个扭曲，都会伤害长期健康发展。中国经济如果不转型，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长期布局。对现在已经发轫的市场经济，完全可以寄予信心。
记：我们想深度融入世界，可是发达国家不带我们玩，比如TPP、TTIP。
袁：不能这么看待TPP和TTIP。伴随全球化的新趋势，区域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兴起。通过开展以TPP、TTIP为代表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全球正在着手为世界制定新的自由贸易大宪章。通过对未来全球服务贸易、跨国投资和市场规则等方面的有效促进，区域主义将极大促进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产业链布局，和基于全球产业链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发展，进而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和全球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服务业的特点是市场与消费同时进行，因而服务业的发展的关键是投资的便利化，未来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对服务贸易、跨国投资和市场规则的日益重视。通过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布局深化，全球要素禀赋的自由流动带来经济增长的持续动能。中国抓住了货物贸易全球化给自身发展创造的机遇，在加入WTO后产生持续的贸易顺差并由此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而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是否能够继续顺应全球化的新趋势，进而分享全球化的好处，仍然存在疑问。中国需要通过同全球化新趋势的有效对接，通过全球产业链上的升级和服务业的发展，实现自身要素禀赋改变下的持续经济增长。同时，全球化新趋势对市场规则的强调也同时符合中国自身未来改革的方向。区域主义下的TPP和TTIP所秉持的竞争规则、对国有企业市场活动的限制以及对知识产权的强调，实际上都可以通过对国内市场进行约束而促进中国自身微观经济主体效能的提高。通过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改革，在对接全球化新趋势的同时实现自身的经济活力。
我们了解了全球化新趋势同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路径的内在关系，也就能深刻理解上海自贸区建设对整个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意义。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进而通过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领域的开放和贸易模式转变，在健全市场规则的前提下为参与未来全球贸易新秩序构建打下良好基础。
记：据粗略估算，全国有20多个自贸区准备或已经申报，这样的情况正常吗？
袁：正常。美国在鼎盛时期有100多个自贸区。自贸区存在的时间不会很长，试验成功的制度就要马上全面推广，从内核打造贸易升级、服务业升级，以及投资走出去，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来参与全球经济。
记者 马海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