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力以赴摸索一种能给世界带来“共赢”机会、给国民创造出一个共同向往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时候，我们应密切关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慢慢回归“里根经济学”的国家治理模式趋势，以及由此而来的新变化。因为这与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救市”模式有非常显著的差异性。回顾近年来各国政府治理全球经济危机的一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运用好经济学内在规律对防止经济“硬着陆”的积极意义。
孙立坚
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大国的经济治理方式，不仅会影响在世界经济舞台中扮演着至关重要角色的本国经济发展前景，而且还会以非常鲜明的“溢出效应”，影响周边相互依存度较高国家与地区的经济，甚至还会左右整个世界经济抗衡未来“不确定性”的信心。因此，肩负重大使命感的本届中国政府，正越来越重视完善兼顾当前错综复杂环境下“内外冲击”的“国家治理模式”，争取早日探索出一条能给世界带来“共赢”机会、给国民创造出一个共同向往的、美好的“中国梦”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笔者因此认为，在这个时候回顾这些年来各国政府治理2008年以来的全球危机造成的巨大冲击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运用好经济学内在规律对防止经济“硬着陆”的积极意义，以及尽快形成“后危机时代”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的重要意义，同时这也能让我们清醒地看到，“过去”任何对受到严重价格破坏的市场干预的政策，也可能会埋下“未来”通胀、资产泡沫乃至滞胀的隐患。
比如，中国政府4万亿积极财政政策和相应配套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配合产业振兴计划的10万亿贷款投入，有效缓解了作为“世界加工厂”的中国企业因外需不足可能导致的“产能过剩”而大面积破产的风险，后来再加上“住行消费”的刺激，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民工就业显著回暖，从而在发达国家还陷在危机所导致的“负增长”困局时，中国经济依然维持了罕见的“高增长”。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时的“救市”留下了不容回避的后遗症：大规模投资带来了银行信贷规模的过度扩张，尤其是不少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的考虑，不顾发展阶段的内在规律，盲目投资，不仅造成了同质化的恶性竞争，带来了某些领域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且投资来源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当这种影响民生和增加商业运行成本的融资方式被叫停后，还有一些地方继续通过影子银行渠道解决融资问题，从而使得当地的地方债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由于财政政策手段受到大规模财政赤字的约束，再加上其经济发展水平已进入高度市场化阶段，所以，产业和贸易政策的发挥“空间”以及支撑市场的能力都受到很大制约。唯一能发挥作用的就是货币政策手段。的确，在经历了大萧条的痛苦之后，美联储这次大胆采取了非传统的“超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其经济哲学观结合了“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精髓。即通过货币供给的“价格效应”来创造“有效需求”。而且，为避免货币供给跌入“流动性陷阱”，美联储的货币投放方式非常有针对性：一方面购买长期国债，抬高价格，压低收益率，起到“一箭双雕”的正面效应——从国债市场中挤出长期资金，让它低成本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修复国债这种可作为企业和机构借入资金时的抵押资产的价格，提高企业借款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购买住房抵押贷快债券，促使住房市场价格回暖，让困在一处的就业人口，随着楼市交易的活跃度慢慢恢复，处理好过去的“负资产”，带着良好的信用记录，去新的地方迎接新生的就业机会。这同时也缓解了这场危机给金融机构资产所造成的最大负面冲击。
在发达国家阵营中，日本央行今天很大程度在效仿美联储，尽管股市回暖和日元贬值的效果十分明显，但2014年开始的为了平衡巨大财政赤字所实施的提增消费税举措，以及今后越来越困扰的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等，是否会对其低迷的经济增长产生更大制约作用，现在还很难说。另外，欧元区在美日超宽松量化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冲击下，从债务危机中走出来的成本会更增加，一点儿都无法掉以轻心。来自企业层面的技术精英们对今天以货币政策主导的复苏战略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声，他们呼吁过去曾给美国带来竞争力强化和市场活力旺盛的“里根经济学”的早日复苏。
因此，现在我们应密切关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慢慢回归“里根经济学”（融合重视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奥地利学派”价值观）的国家治理模式趋势，密切关注由这种趋势引起的新变化。因为这与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救市”模式有非常显著的差异性：第一，用重视企业家“创新”能力的“制度安排”替代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行为”；第二，维持“消除通胀”的政策组合以保护“企业家和消费者”的财富利益，而不是不惜代价去追求被危机破坏的“充分就业”的状态，以确保“政治家”的社会信赖基础；第三，用良好的“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而不是消极地以“劫富济贫”的收入再分配税收政策来求得危机时代“同舟共济”的效果；第四，摆正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主次关系，以避免财政赤字扩张导致市场主体利益受损。
不过，虽然美国经济正在稳步复苏，但2014年来自其内部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还有可能严重影响世界经济。目前美股的强劲表现究竟是超宽松量化货币政策带来的一时的“资金市”，还是伴随着美国企业投资需求增长所形成的更为长久的“价值市”，现在还很难判别，只有当美国政府完成QE3的退出后，才能见分晓。
也正因此，我国新一届政府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模式的新探索受到了全球舆论的高度关注。新探索的具体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矫枉过正，告别高代价的“政策红利”，代之以发挥市场各方面的力量，推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和“自由贸易区”开放战略为代表的“制度红利”安排；二是去资产泡沫，把没有生产效率、被占用的金融资源，从“空转”的渠道中挽救出来，以支持未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和改善民生所需的各项高效率投资；三是结构调整，驱动力的核心就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废除容易导致滥用权力而又没有把关能力的审核环节，进而通过完善制度建设的方式，将拍脑袋处置问题的方法尽快转变为事中、事后的制度监管。
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必能在国家治理模式的新探索中向世界交出一份出色答卷。
（作者系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