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克劳斯·施瓦布
新年来临之际，世界仍处在划时代的变化当中。经济增长模式、地缘政治局势、实现人类团结的社会契约以及地球生态系统都在经历彻底而同时的变革。
从经济角度看，我们正在进入预期下降、不确定性增加的时代。增长方面，我们将面临不如从前的局面。要理解这所带来的影响，试想若全球经济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以金融危机前的速度（每年超过5%）增长，则世界规模将在15年内翻番；若按3%的速度增长，世界GDP翻番需要大约25年。这意味着财富创造的速度将发生极大的变化，从而对预期造成深远影响。
在不确定性方面，世界最大的四个经济体目前都在经历重要转型。美国竭尽全力在破碎的政治环境中提振增长；中国在促使增长模式从基于投资和出口转变为基于内需；欧洲正在勉力维持共同货币并解决众多复杂的制度性问题；日本正在通过非常规的激进货币政策与二十年的通缩作斗争。
对于每一个经济体，复杂而敏感的政策决策形式和结果都存在诸多“未知”，而全球相互依赖的特征让意料之外的重大后果的风险更大。比如，美联储的量化宽松（QE）政策对其他国家的货币和进出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具有重大影响。
QE出台时，它是所有可行政策中缺陷最小的，并且扭转了灾难性的全球萧条。但如今QE的副作用逐渐显现，而它在2014年的逐渐退出将带来新的不确定性。美联储QE政策以及其他国家的众多变化版QE，让世界主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张（从危机前的5-6万亿美元扩大到近20万亿美元），导致金融市场患上廉价资金瘾。而这反过来又导致全球追逐收益率，造成人为的资产泡沫和资本错配。
因此，QE维持时间越长，对实体经济的附带伤害就越大。现在的担心是当美联储开始逐渐减少QE、美元流动性从全球市场中抽走时，结构性问题和失衡将卷土重来。毕竟，许多发达经济体增强竞争力的改革措施远远没有到位，而这些国家的公私债务总额与GDP的比率比危机前高30%。
除此之外，另一个不确定性源头是许多新兴国家表现萎靡。2007年，人们预期新兴市场增长会在趋同前超出发达经济体很多。如今，发达经济体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新兴国家，新兴国家未来几年的增长率预计平均为4%。
高收入国家的经济环境在缓慢改善，但一些衰退压力将持续多年。比如，美国经济仍处于增长不足的状态：通货膨胀太低，失业率太高。官方数据往往比预期更好，这反映出美国经济的恢复力、适应力和创新力，但要恢复危机前消费支出水平和增长模式十分困难。
欧元区的改善也是实实在在的，但速度很慢。好消息是许多专家所预测要发生的灾难并没有发生，衰退即将进入尾声。但改善并不意味着复苏：要实现稳健增长，就必须降低高企的失业率、降低债务/GDP比率、改善财政前景。在可预见的未来，欧元区的最大风险不是某些国家的无序退出，而是长期的经济停滞和高失业状态。
在过去15年中，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它们改革——包括新银行监管和货币机制——无不在最容易的领域。所谓第二代改革，即更具结构性的改革，对长期增长至关重要，但实现难度要大得多。
全球增长放缓的一个背景是经济不平等性的扩大，其原因在于劳动力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下降——这是一个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全球性现象，给决策者带来了严峻挑战。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不存在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因为资本的高度流动助长了全球税收竞争。
即使在表现较为强劲的经济体，如美国和英国，GDP增长的加速也没有提振实际收入。以美国为例，其中家庭收入比复苏开始低了超过5%。更一般地，增长的减缓催生了群众游行和社会动荡，特别是在增长曾经很快的国家（如巴西、土耳其和南非），因为这给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预期造成了影响。
在如此紧张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重振高质量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这样的增长来自何处？技术进步是一个源泉，但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许多颠覆性技术（如高级机器人、新一代基因组学、能量储存、可再生能源和3D打印）能驱动未来增长，但其潜力要等到遥远的将来才能充分实现。
大部分政府都面临着预算约束，因此官员不愿意考虑可能引起公债上升的项目。但也有唾手可得的果实——能提振长期增长从而自动产生回报的生产性投资。特别是，专注于四大领域——基础设施、教育、绿色能源和可持续农业——能产生极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
但是，可持续增长之路需要的不仅仅是新政策，还需要新思维。我们的社会必须变得更有企业家精神，更专注于促进性别平等，更深地植根于社会包容，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让全球经济回到强劲而持续的增长上来。（本文版权属于Project Syndic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