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鹤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直至现在还对多国产生影响，这标志着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地位明显下降，国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约束，全球化的黄金时期可能暂时告一段落，世界最短缺的将不再是资本和初级产品。
与此同时，开始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受土地、水、能源和空气质量等资源环境因素的约束日益强烈，人口老龄化逐渐显现，高投入、高消耗的增长条件已经逐步丧失，适应中等收入需求多样化特点的、以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质量支撑的增长格局尚未形成，经济进入了增长速度放缓和产业结构调整时期。
为适应这种新的内外环境以及相关的挑战，中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把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扩大内需。
首先，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中担当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位，在继续发挥全球制造中心作用的同时，逐步扮演全球市场大国的角色。这意味着，广大中低收入者要逐步转变为中等收入者，并具备相当的消费能力。
其次，稳步推进城市化和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目前看，过于强调小城镇或者过于强调特大城市都不可取。小城镇众多，有利于形成生产供给产业群，但是发展空间受到资源生态成本上升、国际市场萎靡的限制。特大城市分工相对充分，创造较多净需求，但其发展受到现存的社会资源特别是教育、医疗、土地、交通资源配置的限制。有鉴于特大城市人口“落不下”和中小城市“没人去”的困境，“十二五”规划提出，在合理的运输半径内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发展城市群，建设网络化城市，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变为有就业、有住所、有社会保障和有文明素质的市民。
最后，妥善处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就业机会，也就没有收入分配的物质条件；但如果缺乏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出现两极分化加速的现象，将会使经济增长失去动力，更谈不上发展。诸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后，正是由于在处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上普遍存在盲目性，经济结构才发生剧烈变化，成为前车之鉴。
为了处理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除了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为创业和就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还要加快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消除城乡、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重要着力点。此外，要把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为调整收入分配的基本目标。这对创造起点公平的各种条件，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