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3月份物价数据低于预期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2.1%。之前坊间普遍预计是2.4左右。涨幅温和，应该与食品类价格涨势的较好调控有很大关系。从测算看，3月份2.1%的CPI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上涨翘尾因素约为0.9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约为1.2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明显抬头，如果下半年消费市场回暖，禽流感问题也没了，估计食品类价格会往上走。经济学家李稻葵(微博)曾表示，通胀压力会在下半年凸显，新一轮上涨周期已经形成。那么，接下来价格走势会不会往上？学者们谨慎乐观。
再看GDP。具体的经济增速尚未出来，但作为宏观经济先行指标之一的PPI，3月份同比降幅达到1.9个百分点。工业不好体现出来就是PPI不景气，PPI的走低是否说明市场需求还很弱呢？
而承载着民众热切期待的新一届政府已经启航，人们期待中国经济出现新的亮点，期待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内涵丰富多彩。
中国经济究竟会以怎样的真实姿态呈现？一系列备受关注的问题，在前天于交大法华镇路校区举行的2013年第一次“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上得到热议。
用开放倒逼改革
“我现在关注一个问题，中国改革到了深水区，改革的定位方向是不是清楚。”上海海关学院石良平教授一发言，即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石良平说，他注意到奥巴马上个月提出2013年贸易政策，有五年翻一番的出口计划，其实现寄托于两大协议的确定，一个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一个是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目标是2015年完成。这两个大的自由贸易区若是真的形成，对中国影响就很大，这些国家GDP总和要占全球近60%，贸易额占到全球50%多。“我感觉是美国想重塑世界贸易的规则。”石良平说，如果真的签约，那就意味着新的全球化规则形成了，“所以我们的改革一定要聚焦最新的东西，比如国有企业改革，要按照新的标准来做才能进一步全球化，否则自己管自己改，等改好了，发现人家外面把规则都变了，怎么弄？”
对此，复旦大学殷醒民教授认为倒不必过于担忧，在他看来，美欧谈自由贸易区要谈下来是不容易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继续保持往前走，哪怕每年只有7%的经济增长，再走十年，经济规模肯定比美国要大，这个时候美国如果要谈全球自由贸易区，那就不可能没有中国的参与。中国到2020年以后还是往前走，体量就会更大。他表示，“应对全球化最好的办法，就是中国加快市场化改革，用倒逼机制，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研究员透露，李克强总理这次到上海来，就提出要以开放来倒逼中国市场的改革，而且这个“倒逼”，就是要按照现在新形势下全球经济一个比较大的变动，特别是区域性投资双边贸易增加的标准来做。
“中国开放战略要按照新标准来做”，中央政府显然已经洞悉全局，这是中国经济向好发展的积极信号，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丰富想象空间值得期待。
三个泡沫碰头带来隐忧
尽管当前中国经济总体向好，但并不是说没有隐忧。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飞翔直言不讳：当前中国经济存在三大泡沫，一是房地产泡沫，二是货币泡沫，三是外汇泡沫。这三个泡沫受美欧量化宽松竞赛作用被“吹大”，而且已经开始碰头，对实体经济冲击很大。他说：“如果货币发行量和外汇两个泡沫不挑破，通胀还是有潜在风险的。而在没有解决房地产泡沫之前，城镇化也难以真正拉动内需。”
其实，“国五条”及各地细则推出所引发的高度关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房地产在中国经济话题中所占的分量。其实，无论是房地产，还是货币、外汇，它们彼此正相关，背后都指向货币超发可能引发的通胀压力。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宪指出，虽然眼下还看不到明显的通胀征兆，长期看却不得不为之担心。
周振华表示，从短期看，物价在上半年应该处于低位，但在三四季度就可能往上走，因为货币存量需要释放，现在其他的释放渠道控制住了，特别是房地产控制住以后，钱没有地方流，势必推高通胀。“除非流到国外去买房子，但制度正在严格控制，出入境超带现金也在严查。”他预计，下半年，通胀压力和经济下行的压力会重叠。此外，一些系统性风险，例如影子银行的问题等已经浮现。
还有更多的风险都值得居安思危。复旦大学教授袁志刚担忧，目前工业增长速度很低，PPI数据也偏低，说明工业企业去库存很慢，也不愿意再建库存，反映总需求偏弱。上汽集团副董事长张广生提 到，我国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还是 蛮大的，劳动力成本大幅上 升，原材料对外依 存 度 又 逐 年 提高 ，国 际 市场 的 通胀可能通过进口贸易影响我国的价格水平。
好在，新一届政府重视风险问题，周振华透露，李克强总理在上海时就明确提出“稳增长、防通胀、控风险、促转型”，一些有力举措相信会逐一推出。前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营改增扩大地区行业试点，将对稳增长带来正能量。
“国五条”热引发的有趣现象
今年以来，被称为“国五条”的房地产调控措施和各地方细则，引发了长时间热议。华东师大张永岳教授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各地方针对“国五条”推出的细则，按照严格程度，呈现三类态度。
第一类是“严格型”，如北京和上海，基本强调或落实了“四大要政”，房价控制目标也明显比其他城市严厉。第二类是“态度型”，如广州、深圳、重庆，态度主要表现在细则内容较长，多数领域都有所明确，但其房价控制目标比京沪宽松。另外有些城市没提20%所得税，且限购没有升级。第三类是“应付型”，细则简而化之。
讲到房价调控目标，除北京和上海，其他城市的细则中大多不约而同表述为：房价涨幅不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幅。而2011年出台调控措施时，各地控价目标是存在差别的，很多城市定为房价涨幅不超过GDP增幅或人均收入增幅。为何这次一致选择人均收入为参照系，而不是GDP？张教授分析，2011年我国GDP增幅为9.3%，而扣除CPI的收入实际增幅为8.4%，也就是说，当时参考GDP增速对地方而言调控空间更大。而2012年GDP增长7.8%，收入实际增长9.6%，推测今年收入增幅很可能会继续高于GDP，所以参考收入增幅，或许对地方更有利。
从“国五条”推出伊始人们关注有限，到逐步升温细化引发市场沸腾，显然是因为细则多方面细化且强化了调控力度。一是限购升级，二是房贷收紧，三是交易税加码，四是房价控制目标从严等。像2011年1月的“新国八条”，不少地方将保障性住房纳入到住宅价格统计中，这样就很容易通过调整保障房的成交量，达到拉低均价的目标。而这次细则中要求制定本地区年度不含保障性住房的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控制目标。
不难发现，如果有必要，调控政策会逐级加码，如果必要性紧迫性减少，或者有些政策针对性不强，则可能自然松绑或消解。这说明，房地产的调控除了针对眼前，更是一种预警性的政策手段。
周振华指出，房地产业本是好产业，吸纳流动性，推动经济增长，但就怕房价上涨过快激化矛盾。房价上涨是有内生性的，货币大量发行，又没充足的投资渠道，涨价是果而不是因。从中长期讲，政策的重点确实应该放在供给上，房地产调控应该提高调控的质量，通过以后的改革来逐渐消化。
张永岳坦言，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需要房地产业发挥作用，让这个产业健康发展，是利益共同所在。他认为本届政府一定要在过去经验教训上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提升宏观调控的质量，他提出现在应该组织制定一个比较稳定的可预期性的房价政策，包括住房保障政策、产业政策。（记者 郑红 杨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