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12年利率市场化实质性重启是当年金融改革最大亮点的话，步入2013年，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或将进入一个多项改革齐头并进的阶段。而即将于今日下午3点举行，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等国内金融界决策要人与会的“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记者会，更是给了市场更多联想空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国，通过两次金融“大爆炸”，使其金融业重新焕发活力。英国首都伦敦由此也一举奠定了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而反观中国，金融业“大而不强”的特征十分明显。工、农、中、建四大行，规模上虽已跻身世界银行业前十位，但若论综合实力、影响力，与花旗、汇丰等发达国家的银行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差距的另外一面，意味着中国金融业的巨大潜力。对于中国的金融业自身而言，需要的或许正是一场金融“大爆炸”。更进一步看，长期处于金融压抑状态的中国经济，期待的亦是一场全方位的金融大改革。
利率、汇率齐动
在市场各方都未意料到的时刻，中国人民银行重启了利率市场化改革。2012年6月，人民银行宣布，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将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将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
这是时隔8年之后，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再次实质性重启。这次调整之前的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设定于2004年10月：贷款利率上不封顶，可下浮的幅度为基准利率的0.9倍；存款利率则只能下浮，下不设底。
时隔一个月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再次扩大利率市场化成果。2012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贷款基准利率的下浮区间扩大到基准利率的0.7倍。
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一举破除了存款利率严格管制上限的禁区。同时，贷款利率也突破了基准利率下限管制的雷区。浮动区间的扩大，给商业银行按照市场化确定资金价格提供了自主决策空间。
“一直以来，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竞争十分激烈。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可能导致银行恶性竞争、引发风险，因此各国利率市场化的完成均以存款利率上限放开为标志。”一位农业银行零售业务部人士称，存款利率允许上浮至基准利率的1.1倍，被视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大亮点。
利率市场化重启的同时，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在2012年也有了显著的进展。2012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称，将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浮动幅度由原先的千分之五扩大至百分之一。
此举被外界看成是增强汇率弹性、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这也是中国时隔5年，第二次扩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浮动幅度。上一次扩大汇率浮动区间是在2007年，当时央行宣布自2007年5月21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三扩大至千分之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称，现在是1%，未来的时候就会是2%、2.5%，相信有一天人民币可以在国际外汇市场上自由浮动。
“利率、汇率市场化具有全局意义，影响金融资源的配置。”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在今年2月末表示，相关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下一步将积极稳妥推动市场化的改革，逐步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保持人民币在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事实上，一行三会2012年下发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也已对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农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在接受《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下一步利率市场化主要做四件事：一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二是建立和完善征信体系；三是建立和完善信用评级体系；四是全力发展多层次债券市场，以形成一条真正的收益率曲线。
直接融资期待
在利率、汇率市场化这两项事关全局、具有基础性意义改革推进的同时，多年来被寄予厚望的直接融资，在现阶段亦迎来了量变到质变的阶段。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5.76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8.2万亿元，全年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52.1%。而早在十年之前，新增人民币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还高达七八成。
在一些央企集中的大城市，直接融资占比甚至更高。以北京为例，2012年，北京市非金融企业通过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债券和股票共融资11042.6亿元。其中，债券融资占据了绝对的主体地位，人民币贷款屈居其次，股票融资位居第三。债券融资在上述三者中占比68%；人民币贷款仅占28%；股票融资占比4%。
“金融脱媒正在不断加速。”一位国有大行北京地区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很多大型央企的总部设立在北京，这些大企业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发债来融资，相比贷款，债券融资成本更低。
到了2013年1月，统计数据更显示了直接融资激增的态势。2013年1月社会融资规模为2.54万亿元，人民币贷款增加1.07万亿元，占比仅有42.1%。种种迹象已经显示，金融脱媒速度正在加快，直接融资在整个社会融资体系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所谓直接融资是没有金融中介机构介入的资金融通方式，包括商业信用、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以及企业之间、个人之间的直接借贷。在现实统计中，直接融资通常被简化为股票和债券。
“在股票和债券这两大‘主流’直接融资手段中，需要更注重后者而非前者。”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市场 研究室主任杨涛认为，目前，沪深股市的IPO和再融资规模已位居全球前列，并且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债市的规模与潜力，都远高于股市，因此在股市还存在诸多结构和制度矛盾的情况下，应把扩大债券市场规模作为首要任务，如把扩大直接融资等同于股市扩容，势必会造成发展偏差。
与此同时，杨涛还建议，扩大直接融资，同样意味着应把民间借贷纳入“阳光之下”，使其成为提升直接融资比重的重要助力。
而根据一行三会公布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到“十二五”期末，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而从直接融资迅猛发展的态势来看，15%的目标，将有望提前达到。
综合经营起步
直接融资规模扩张的同时，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趋势日益明显起来，这一点在资产管理行业体现得尤为明显。
与国外不同，中国金融业实行的是严格的分业监管体制，银行、证券、保险分属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监管。目前，银行、信托、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均能为客户提供理财产品，资产管理行业呈现爆炸式增长态势，其中又主要以交叉性产品（例如银信合作等理财产品）的增长为主。
“以理财产品为主的交叉性金融产品快速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在其最新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中称，在市场竞争和客户多元化金融需求的推动下，银信、银证、银保、证保等不同行业金融机构间的业务合作不断加强。
这意味着，尽管综合经营的闸门并未打开，但交叉性金融产品的出现，已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分业经营的格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交叉性金融产品的爆发是下一步金融业综合经营的预演。
所谓综合经营，是金融机构同时经营银行、证券、保险等两项以上的金融业务。金融综合经营是世界金融发展的大趋势。目前，已有多位银行业人士呼吁，金融危机过后，中国需加快综合经营的步伐。
“综合经营能使银行具有更强的抗周期性、更为持续的利润增长能力。”一位国有大行战略管理部人士表示，综合经营使银行具有更均衡的业务组合，这些业务各具有不同的周期波动特征和不同的相关性。
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就在其“关于再次修订《商业银行法》支持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的提案”中建议，修订《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将现有条款修改为“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可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许可从事财富管理信托业务；经相关金融监督管理机构的审批同意，商业银行可以投资参股或控股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不得直接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和非金融类企业。
金融“大部制”猜想
无论是利率、汇率的市场化，还是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推进综合经营，无一例外都需要一个共同的推手，即监管部门。中国金融业监管格局是典型的分业监管，即一行三会的架构。
“中国现行一行三会体制，即央行专注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一起，构成了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等三大领域的监管体系，基本建立了一行三会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机制。”瑞穗证劵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但是，现存问题是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独立性有限，尤其利率是多部门博弈和协调，例如汇率政策与商务部的协调，和其他宏观经济部门尤其是三会的协调的难度也不小。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认为，这种监管的好处是专业化和针对性比较强。但随着资本市场发展，其不足也越来越清晰，比如目前发展很快的综合类业务，并不是一家机构能够监管的，像中信、光大、招商、华夏等金融控股公司，下面不仅有证券，还有保险、信托、银行，但是现有监管对其是分开的，监管机构之间信息交流不够，监管标准也不统一。
因此有学者提出，就是将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一起组成国家金融业监督管理总局，负责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实施统一监管，同时对影子银行进行规范管理，受理和查处金融业违法行为，整顿规范金融市场。
沈建光称，在目前条件下，三会的分设还是必要的，但需要人民银行的协调，整合监管资源以进行更高层次的宏观审慎混业监管，达到监管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来降低监管成本。“人民银行虽属于国务院组成部门，但地位应该大大提高，并有协调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职能。”
就此问题，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亦在此前不久表示，就目前而言，多个行业监管机构共同监管，这个局面没问题。但从中长期来看，未来5年、10年以后，则需与时俱进，在一些方面进行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