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改革推进之时，民营医疗机构却依旧遭受种种“歧视”。
在2月24日-25日举行的“2012中国公立医院改革论坛”上，如何引入社会资本，改革公立医院成为各方人士热议的话题。该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全国117名公立医院院长和47位各省市卫生局长及医改办主任参加会议。
南京同仁医院院长朱正宏表示，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以后，创办的医疗机构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对于下步公立医院的改革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据朱正宏介绍，同仁医疗产业集团已经创建8年，一共引进社会资本17亿元，创建了南京同仁和昆明同仁两家三级综合医院，此外还收购了两家陷入困境的二级医院。
朱正宏认为，公立医院改革的难题在于解决管办分离问题，“但在我们这种企业成功的实现非常轻松，我这个院长，董事会领导下院长负责制，医院所有花费，支出，运营，只要在预算内不需要向任何人汇报，哪家公立医院可以做到？”
但朱正宏同时表示，对于社会资本办医的一些政策限制，急需开放。比如，“医院是不允许拿来抵押办贷款，这是按公立医院来做的，民营医院不让他房屋做抵押怎么融资呢？”朱正宏说。
2010年国务院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58号文出台之后，各地对于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开绿灯的政策方向日益明确。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举办的“中国公立医院改革高层论坛”上，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也介绍了北京市促进社会办医的政策。
2月9日，北京市公布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若干政策(征求意见稿)》，针对非营利医疗机构提出了免税政策、土地政策等优惠。但朱晓芳也认为，《征求意见稿》有一些事没解决，“比如医疗机构评审定级问题，因为它和我们职业项目准入，医疗服务项目准入，大型医疗器械的购买等等都很有关系，所以民办医疗机构反映非常强烈。”她说。
而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虽然58号文鼓励社会资本和非公立医疗机构参与公立医院改制，但如何参与却成为一个难题。
有专家认为，在公立医院改革不到位的同时，民营医疗机构受歧视的现实却确实存在。在税收、土地等显性歧视通过政策逐步消除时，诸如在科研、重点学科建设、职称等上面的隐形歧视就会凸显出来。
比如，“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的票据是区分开的，我们拿了国家科研项目后，申请拨付科研经费费时，就不接受我们票据，我们想了一切办法，不知道倒了多少回才把这个钱拨回我们帐上，都是医院，为什么要把票据区分开来。”朱正宏说。
而诸如职称、编制等公立医院改革措施不到位，无法将医生推向市场，则又是社会资本办医的关键障碍。“医学院毕业的同学进入到公立医院叫国有事业编制，退休后与企业编制的待遇差别很大。也就是说，国有事业编制身份和企业身份在养老金上的显著差异，是公立医院改革的一个阻力。”朱恒鹏说。
